国家公祭日：以国家的名义捍卫正义国家的记忆

日本和平人士松冈环

幸存者家属，南京市民唐家国

抗战老兵周广田

这一次，终于是以国家的名义，捍卫正义国家的记忆。

　　从1994年开始，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都会拉响防空警报，以悼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2014年的第21次的公祭时，这个形式终于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今天上午10时01分， 南京全城响起警报声。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而南京的大街小巷，无论男女老少，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悼念。秦淮河畔、夫子庙前、明城墙下、长江两岸，汽车停驶，行人驻足。一分钟的默哀时间里，伴随刺耳的警报声，驾驶员鸣笛致哀，行人低头默哀。

　　这些天，整个南京城只有公祭日这一个主题。在梅园新村纪念馆的海报展中，一幅作品最让市民潸然泪下。它简洁到没有构图、没有鲜艳色彩，只有密密麻麻，用一撇一捺写满的三十万个“人”字。

　　“这些‘人’字有大有小，一排接一排。每个字，都代表了一位死难者。”设计师廖波峰说，画作这些“人”字的时候非常难受，是生理上的痛苦，也是心理上的沉重。一位南京老人看到写满7张海报的30万个“人”字时，当场流泪，并脱帽向海报三鞠躬。人，就是最戳人心尖的纪念。

　　没有听过防空警报声的人，永远理解不了那种揪心。已经在南京工作多年的北京人李琨说，只有真的到了南京，听了每年12月13日的防空警报声，才能理解南京百姓对于那场大屠杀的情感。1937年12月18日夜，在南京草鞋峡，57000余名军民被日军屠杀。那是整个大屠杀中，死难者人数最多的一次。

　　而在燕子矶、在中山码头、在汉中门、在北极阁、在正觉寺、在普德寺……即使没有任何的纪念，这些惨剧也在南京的每个家庭中代代相传。民间的纪念也从未停止，在南京市郊的西岗头村、湖山村中，都有幸存者自发凑钱去设立纪念碑。

　　2005年，出现了“国家公祭日”这样的说法。当时，原全国政协常委赵龙在全国两会上建议，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但未被采纳。7年之后，全国人大代表邹建平在全国两会上再次提出申请。终于，2014年的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如今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正因为南京城内活生生的个体而变得鲜活。97岁的周广田、87岁的苏国宝、去世“慰安妇”雷桂英，他们分别是士兵、幸存者和受害者，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51岁的吴先斌、67岁的松冈环，是中日两国的普通百姓，也是南京大屠杀的警世人。如今，他们为了记住那场大屠杀，做着自己的事情。他们铭记历史，只为和平。

　　我没守住南京城

　　■老兵 周广田

　　77年后的2014年12月12日，周广田终于回到南京，再次向这座城市敬了一个军礼。

　　77年前的同一天，他的部队奉命从南京挹江门撤走。临走前，他向着南京城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只因没能保护这座城市的市民。

　　1937年以后，他再没回过南京。当年那个20岁的代理排长，现在成了97岁的白发老人。当老人再次站在光华门战场前时，他把一整瓶白酒洒在地上，低声喊了一声“敬礼”。他面向这里的断壁残垣，再次高抬右手，继而放声痛哭。

　　1917年出生的周广田，16岁在南京陆军中央学校教导总队参军，接受了当时国内最正规、最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南京，周广田驻扎了4年，直到1937年。

　　1937年的12月，周广田和一个排的兄弟，驻守在南京光华门城墙上。那时候，他是军士营一连二排代理排长。当时城外还有守军，但城门上只有这一个排的兵力。一共45名士兵。12月11日清晨，他在光华门城楼上观察时发现了日本军的1辆坦克、4辆装甲车，停在城门外200米处，但没有战斗动作。12日拂晓，日本军的平射炮、重机枪就集中火力，猛攻光华门。

　　光华门的城门被日军的炮火轰出了一个口子，大约一个排的日本兵冲了过来。周广田的二排四班、五班战士在城墙上射击，六班在城门洞内侧阻击。周广田拿着一把驳壳枪，朝着日本兵射击。先冲进来的4个日本兵被击毙，其余的顶不住就退走了。保卫城门的国军士兵无人阵亡，只有2名士兵轻伤。

　　日本兵退走后，周广田和士兵们用土包堵住口子、封死城门。到了当天下午6点，连部传来了连长的撤退命令。周广田奉命带领士兵，从光华门穿城而过，直奔挹江门。一路上，周广田没有看到一个军人或百姓。沿街的铺面都大敞着门，里面空无一人，能吃的东西也早就被一扫而空。13日凌晨，周广田和士兵们撤到下关码头，那时，日本军舰已经开到了燕子矶。周广田死里逃生。

　　他亲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1949年11月，周广田所在的国民党贵阳19兵团警卫营三营在四川起义。后来，周广田一直生活在湖南常德，在航运局工作直到退休。在常德，周广田开了一家以“老兵”为名的泡菜店，一直帮助当地的抗战老兵。他也一直惦记着，要回到南京看一看。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

　　在南京，周广田一共敬了三次军礼。除了在曾守卫的光华门战场之外，另外两次都是在一家民间纪念馆。看见馆内陈设的中国远征军旗帜，周广田敬了军礼；看到抗战老兵留下的手印墙，周广田敬了军礼。手印墙里的抗战老兵，并无国共两党之分。周广田也留下了自己的手印，和他曾经的战友们的手印在一起。

　　我身上压满尸体

　　■幸存者 苏国宝

　　“刀砍王立荣，刀刺戴昌继、陈开荣、戴兴剑、戴大钧、戴大林、戴兴根，枪杀戴昌遗，尸体全倒在我身上。我，苏国宝，爬出了死人坑。幸存。”今年87岁，住在距离市中心30公里外的苏国宝老人。没有激昂顿挫的腔调，说到愤怒的地方也绝不会拍桌子。他默默地在本子上记下他十岁时的遭遇。随后，他给每个冰冷的人名旁标上数字——这曾是生命消逝的排序。

　　1937年12月6日，农历冬月初四，南京保卫战前夕，一支约30人的日本小分队趁着夜色悄悄绕过了国民党汤山守军的防线，于当日下午到了湖山圣村，开始驻扎军队。苏国宝透过玉米地观察，看到一个个钢盔在“玉米棒棒”尖上滑动，荷枪实弹的武器在“玉米棒棒”中间穿梭。而当日本兵露出身影时，已经开始洗劫村中物品，砍伐大树堆砌工事。自此，村子里只能进不能出，日本军队占领湖山。

　　当晚，姓严的村民第一个死在石榴树下，日本兵开始往深坑里拉人。苏国宝带着3岁的弟弟躲到了山上。弟弟太小，哭叫着想回家。苏国宝就急的伸手去捂他的嘴，可惜力道太大，弟弟反而哭得更厉害。苏国宝担心日本兵发现他们，内心好似一根皮筋，就要在一瞬间拉断。突然，中国军队和日本兵在山下交火，村民开始外逃。但很快，日军的援军赶到，湖山再次被日军占领，日军开始在村内村外搜索，将8个躲在玉米秸秆堆的村民抓获，拖到了一处空地上。苏国宝带着弟弟到山下找吃的，也被抓获。一共10个人，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蜷缩一团。

　　看到这些士兵，弟弟开始大喊大叫。日本兵上来就骂，弟弟就狠狠地咬了鬼子的胳膊，让他鲜血直流。结果这日本兵拽起弟弟，直接扔到一旁的小河里，“弟弟被活活淹死了。”说到这，老人老泪纵横，又在本子写下一个名字：“苏国久”。

　　看着孩子死在自己面前。苏国宝的干姑父冲出来推倒了一名日本兵，不过又上来三个日本兵将他按倒在地，将他绑在树上砍了头，又将几名村民刺死。这时，工事里传来一阵机枪扫射声，苏国宝被一位村民压着，被惊的昏了过去，因此逃过了一劫。他强忍着泪水逃出了村，最终得到一名丹麦人辛德贝格的救助，活了下来。

　　77年前这样的经历，苏国宝一直没有忘，他不敢忘，他又怎能忘？再次讲到这些时，或许只有三岁的曾孙女陶文萱要求他抱一抱时，才能抚平他内心的皱纹。南京的天气不比北京高出几摄氏度，但全城都没有暖气。如今，仍住在湖山的他，家中依旧贫寒，家中男丁都在外打工，但女儿们可以将他的日常照顾得服服帖帖，这于老人来说，已是最大的温暖。

　　曾经是“刺刀，坚；兄弟，冷；”如今是“后人，跃；亲人，暖。”曾经失去的亲情，老人用了77年，又把它追了回来。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定要知道和平的不易。

　　我的养母曾是慰安妇

　　南京市民 唐家国

　　直到2006年，雷桂英才终于讲出了心底的秘密，那时她已经是78岁的老人。日军攻占南京后，她被日本兵掳去做了慰安妇。

　　2007年，79岁的雷桂英老人去世，她也成了南京市唯一一位公开指证日军暴行的慰安妇活人证。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雷桂英老人的养子唐家国，向《北京晚报》记者讲述了母亲的一生。

　　由于日军的暴行，她终生不能生育。雷桂英只能抱养了一儿一女。唐家国是在9个月大的时候，被雷桂英抱养来的。唐家国回忆，养母在世的时候，从来不提“那件事”，“养父直到1982年67岁去世时，也不知道母亲的事，我们儿女也一直都不知道。”

　　村里曾经有些居心不良的人，当着唐家国的面，说他的养母是“婊子”。以前，唐家国还曾经问过养母，养母只回答“没这回事”。唐家国也就不再问，怕养母不高兴。后来，同村的一位姓朱的大哥，向唐家国道出了实情。原来，这位大哥的父亲曾经在慰安所做工，雷桂英当时就在那间慰安所里。

　　得知实情后，唐家国开始劝养母讲出实情，作为人证指证日军暴行，但养母一直都不同意。2005年，韩国的一位慰安妇来到南京，指认慰安所地址。雷桂英老人听说这件事后，再加上养子又劝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雷桂英才决定讲出那件事。

　　7岁那年，雷桂英的父亲病死，母亲改嫁，年幼的她流落街头讨饭。9岁做过童养媳，后来又跑出来讨饭了。12岁时，她听说一个日本的店里可以吃饱饭，没想到去了以后就被留下了。起初，日本老板山木让她看孩子。等到了14岁，她就被日本老板强迫迎客。雷桂英不从，日本军官就用刺刀，朝着她的左大腿刺了三刀，她当时就昏了过去。雷桂英因此落下了终生残疾，左腿肌肉萎缩，走路一瘸一拐的。被蹂躏了一年多以后，雷桂英假装去上厕所，从后门逃走了。

　　当年曾经和她一直被日本兵折磨的姊妹们，有的惨死，有的去世，有的隐姓埋名。讲出这段经历的时候，雷桂英家里已经四世同堂。她曾经担心这些都是丑事，所以她不愿意讲。但家人们都支持她讲出来，让后人知道那段历史。

　　雷桂英不但勇敢讲出了当年的经历，还拿出了一瓶慰安所发给她，用来给下体消毒的高锰酸钾粉末。唐家国说，这瓶粉末老人一直藏着，家里人从没见过。去世前的一年里，老人曾经多次向外界讲述日军兽行，并指认了南京市内的两所慰安所的地址。如今，其中的利济巷慰安所的旧址，也将被设为大屠杀纪念馆的一部分。

　　我创办民间抗战博物馆

　　馆长 吴先斌

　　用了10年的时间，花了3000万元人民币，南京市民吴先斌建起了“南京第二”的抗战纪念馆。

　　相比于国家公祭日仪式所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吴先斌的纪念馆堪称“草根”。这所“南京民间抗日战争纪念馆”，无论占地面积、藏品数量都要逊色不少。只不过，相比于倾全国之力建造的那座第一名的博物馆，这座草根博物馆仅凭他一人之力。

　　博物馆所在的安德门，正是当年南京保卫战的战场之一。在这里，他已经为500多名抗战老兵做了口述史和手印墙的记录。博物馆里有当时南京的地面牌，有日本兵用的钢盔、战刀，有南京掩埋队的旗子，也有1937至1941年出版的全套《支那事变画报》，还有300多张侵华日军的地图，一共近4000件文物。馆里还有大量当年的书籍资料，他想提供一个平台，供各类研究者随时查阅，电影《南京！南京！》的摄制组，就曾在馆内寻找过一些当年的物证。

　　吴先斌一直经营着一家建材企业，生意做得不错。从2004年开始，他喜欢买一些古玩，逐渐接触到了一些抗日战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文物。他生在南京、长在南京，逐渐觉得该做一件让他“这辈子感觉特值”的事。两年筹备期满，这座民间抗战博物馆终于开张。十年间，博物馆没有任何收入，每年的运行费用加上购买藏品的费用，需要近200万元，十年间，共花掉近3000万元，全部由吴先斌个人承担。

　　前不久，政府资助了吴先斌的博物馆10万元。他没有用，而是一直留着。“如果以后每年都有这笔钱，我就要设立个基金，资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人们。”吴先斌希望，能让更多普通人关注、研究南京大屠杀以及抗日战争。

　　把自己的纪念馆取名“民间”，他也希望能向世界各地传递出南京民间的声音。

　　吴先斌希望通过他的工作，能让南京市民从心底记住这段历史。此前，三江大学日籍教师贞田和子，曾连续7年来博物馆做义工，帮助翻译日文资料。受到吴先斌的感染，贞田和子回到日本后，调查了日本冈山老兵的情况。

　　吴先斌的博物馆有个圆形的徽章，中间是一名持枪奔跑的中国军人，旁边写着“共赴国难”，上方写着英语“NO WAR”(不要战争)。吴先斌也愿意把这句英文，翻译成“和平”，尤其是非暴力的和平，而不是强迫之下的和平。

　　10年时间，3000万元，一座民间纪念馆，无数的赞誉。但最让吴先斌自豪的，还是他的女儿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他的女儿正在上大学，专业是新闻传媒。以前，女儿几乎不来他的纪念馆。直到前不久，女儿越来越感兴趣，还写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孩子能记住这段历史，让吴先斌觉得努力没有白费。

　　我在日本讲“南京”

　　日本人 松冈环

　　昨天的南京太平门下，来自日本的松冈环老人和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的小学生偶遇在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前，一同进行了无声的静默。作为曾经的对立民族，他们现在可以穿插在彼此队伍中间，比肩缅思这场战争。这样的场景，是无人安排的“偶然”，也是写入时代的“必然”。

　　默哀结束后，松冈环张手拦住孩子们的去路，这甚至把身材最高大的学生都吓了一跳。“你们不要着急离开。”松冈环一边用不流利的中文嘱咐，一边掏出摄像机，把纪念碑、红旗和孩子们错愕的表情写进录影带。松冈环说，这次中国进行“公祭日”时，在大阪的日本人也将举行一场追思会。她的家乡没有中国媒体的现场直播，但她要将这段录影连夜传回日本，“应该让我的同胞，也看到这座‘伤城’真实的情绪。”

　　今年67岁的松冈环生在日本，曾是一名小学教员。因在备课过程中，不满日本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仅有几行文字的简述，在日本多地发起“大屠杀线索”的征集活动。随后，她带着近300名侵华日军老兵的证言，前后80次前往南京，采访了约250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完成了历史的互证。随后她出版了书籍和纪录片，让日本右翼分子极度不安。在一天之内，她曾收到一千封咒骂她是“骗子、叛徒”的电子邮件。

　　但日本民众对此的反应却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就是战争的一部分，“感觉无所谓”；有人会感到面红耳赤，开始警惕看到“南京”这个字眼；也有人提出要求，必须看到物证，才肯对历史做出判断。“现在日本人受当局影响，右翼倾向越来越严重，这是危险的。”所以，这次来中国感受“国家公祭日”，她还带上了日本女孩大石未央和一对退休的老夫妇。

　　指着太平门明城墙，松冈环将侵华日军老兵德田一太郎口述给她的话，说给同行的日本人听。“12月13日早八点，分队长下令‘把人都杀了’。那时中国俘虏徘徊在太平门附近，我们不分男女老少抓了四百人。工兵在太平门右角拉上铁网，打下钉子围成圈，下面埋好地雷。然后把抓住的人赶进圈里，拉下导线炸掉。然后我们爬上城墙，泼洒汽油，可是尸体堆成了山，根本烧不透，底下藏了很多生还者。第二天早上，分队长发出 ‘刺死’的命令，我们翻查还有气的中国人，逐个刺死……”松冈环说，曾经的太平门，并没有现在三个高大的门洞，只有一个小门洞。但在她心里，这是座“鬼门”。因为，她在这里没找到一个幸存者。

　　这样的描述，是大石未央这样的日本年轻人从没听说过的。她的中国之行，除了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觉得感动外，也只有她的父母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事。但每当她复述中国的历史时，家长总用“是吗，是吗？”来回应，之后就不再表态。

　　“我一直在用实证回击日本右翼团体，他们很恨我。但如果年轻人看不到真相，就容易被人利用，就会对不起良心。我想要中日永远和平，所以我还会继续积累资料。”松冈环说，未来，她还继续在日本讲“南京”，还要在世界讲“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