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北京“城市病”根本病因系体制机制掣肘

　　“城市病”成为今年北京市“两会”上的一个热词。对于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要综合施策，坚决打好治理‘城市病’的攻坚战”，代表委员讨论热烈，在人口控制疏解、环境污染治理、交通治理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形成‘城市病’的原因在哪里？解决‘城市病’的根本是什么？”在朝阳区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提出了这个问题。

　　杜德印认为：“要认清找准制约首都发展的关键问题，‘城市病’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都要求北京‘痛下决心、瘦身健体’，舍弃不符合北京战略定位的功能。”

　　在调研了巴黎、东京等特大城市后，民建北京市委提交了一份大会书面发言材料。材料指出，长期以来，北京“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是以生产空间发展为导向，而未将居民作为需求主体进行城市空间布局与建设，主要的弊病就是城市中心区功能过度集中，各功能空间等级体系混乱，导致了一系列“大城市病”。

　　民建北京市委提出了“3+1”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案，即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和服务空间四个方面重构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体系，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比如，生活空间是指构建“三级生活圈”：基础生活圈、通勤生活圈以及扩展生活圈，构成城市生活空间体系，各个圈叠加，不同区位会有不同的理想生活模式。这要对不同区位的城市空间进行设计。

　　推行“电子车牌”精细化限行，是政协委员朱良提出的建议。

　　“交通拥堵并不是全天全城都在堵，而是在部分路段的高峰期拥堵。因此理想目标应该是，只针对拥堵时段的拥堵路段采取限行措施，而对空闲时段和空闲路段没必要限行。”朱良认为，过去由于技术手段跟不上，无法追求理想目标，只能采取五环路内白天尾号限行的办法。随着新科技手段成熟，现在已经可以抛弃这种粗放式笨办法，直接采用精细化限行措施。

　　机动车电子车牌或类似的智能标签，可以对机动车实时定位，识别出每辆车的行驶轨迹，从而可以针对每辆车进行精细化管理。通过行驶里程、发动机排量、尾气排放标准，能计算出这辆车的尾气排污总量。控制全市机动车的排污总量，可以有效减少大气污染。

　　“治理‘城市病’要依托科技使政策更人性化。”朱良的具体建议是，把机动车排污总量额度合理地分配给每一辆车，即每个月给每辆车一定的行驶里程额度。有了里程额度，车主可以自由选择在何时何地使用，而不必由政府强迫车主在哪天不开车。在额度之内可以免费排污，超出额度相当于向大气多排放污染物，就应缴纳排污费，在重污染天应从严限制排放。

　　此外，根据全市拥堵规律，交管部门提前预报出每条路段每小时的“拥堵调节系数”，驾驶员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额度情况自主选择路线，自我约束“添堵”。

　　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北京市2015年的工作目标之一，很多代表委员认为这也是缓解北京“城市病”的一剂良方。

　　政协委员王绯玲认为人口过快增长、城市规划存在欠缺是北京“城市病”的主要因素，而体制机制掣肘是最根本病因。“北京没有独立的首都财政，要解决这么大规模人口的城市运行和发展问题，就要发展经济、发展产业，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集聚。而人口集聚必然会使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能源消耗加大，同时带来生态环境的压力。”王绯玲对此进行了分析，北京为了维持城市运行和环境治理，需要更多的财力，需要发展更大规模的产业，这又会带来新的、更多的人口集聚，产生恶性循环。

　　除了疏解产业、重心外移、加快公共交通建设，王绯玲还提出“要跳出北京，大尺度谋划”：“化解自身出现的‘大城市病’问题，单靠北京市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必须着眼于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谋求跨区域的紧密合作。”

　　民盟北京市委则提出了促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建议。建议制定科学长远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建立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成立京津冀名校联盟，打造区域高等教育品牌。(记者 马北北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