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提高生产率作为新常态发展主动力

　　最近，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发表的研究结果认为，生产率提高在我国以往高速发展过程中贡献很小，而且最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令人担忧。与这种看法相反，我们通过大量数据测算发现，在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生产率提高并非贡献很小，而是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是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普遍经历的规律性现象，是我国经济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前沿、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的表现。但这也提醒我们，今后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释放生产率提高潜力，使生产率提高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生产率快速提高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

　　生产率水平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表现。我国以往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要素投入持续增加是首要推动因素，同时生产率提高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测算表明，1978—2013年，我国生产率年均提高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结论。例如，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等的研究认为，1978—2005年，中国生产率年均提高达到3.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40%。

　　我国生产率快速提高主要得益于技术追赶和要素跨部门流动。首先，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我国可以更低的成本、风险和更快的速度提高技术水平。在技术追赶过程中，改革开放发挥了巨大作用。外商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引入，使我国在利用国外资本的同时也学到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开放不仅拓展了国际市场、促进了分工深化，也提高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技术水平，使出口商品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提升。其次，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流动，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源泉。研究发现，过去30多年1/5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来自这一结构性变化。

　　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是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的表现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生产率年均提高速度比之前30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近两年出现了降幅加大的迹象。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近年来我国生产率提高放缓，与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发展规律相吻合，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规律性现象。我们经过比较分析发现：第一，美国等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生产率提高速度比较稳定，一直保持在1%左右。第二，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日、韩等后发追赶国家都出现了生产率提高由较高速度向较低速度转变现象。日本1960—1973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生产率年均提高5.58%，随后开始大幅下滑，1973—1980年甚至出现负增长；韩国1980—1990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生产率年均提高接近3%，之后回落至1%以下。数据分析表明，随着发展水平提升，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生产率提高速度普遍放缓。特别是在收入水平接近高收入门槛、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时期，这一规律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其深层原因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都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我国生产率1980—2007年年均提高速度超过3%，2007—2011年下滑至1.6%左右，变化趋势与日、韩等国基本一致。这表明，我国生产率提高速度下滑符合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转向成熟状态的标志和前奏。同时也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除后发追赶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规律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次要规律性因素和我国自身的特殊因素导致生产率提高放缓。前者主要是在经济下行期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较低，即生产率提高具有顺周期的特点；后者主要是前几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施的大力度投资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导致生产率提高速度一定程度的下降。

　　我国近年来生产率提高放缓，与拉美一些国家的情形有着根本区别。拉美一些国家20世纪80年代陷入债务危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生产率提高速度大幅下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当时这些国家人均GDP仅达到4000国际元左右。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已经明显超越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所处的阶段。因此，我国目前生产率提高放缓的特征与拉美国家不同，而与日、韩等成功追赶型国家类似。更深入地看，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与我国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的原因大相径庭。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进口替代降低了国内产业创新动力，并且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导致工业化推进缓慢，大量劳动人口长期滞留在传统经济部门，无法分享发展成果，进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进口替代战略还导致拉美国家大量对外举债，而国内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匮乏，最终诱发债务危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拉美国家不同，我国工业化趋于完成，生产率提高放缓是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的表现。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生产率表现来推断我国发展趋势。

　　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主要靠提高生产率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生产率提高速度会随着收入水平接近高收入门槛而放缓，但并不是持续下滑，而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并且能够逐步接替放缓的投资增长，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避免生产率提高速度短期内过快下滑，并着力使之接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为此，应把提高生产率作为引领新常态的重点，大力开辟提高生产率的新途径。

　　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行业之间的资本产出效率差异显著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表明我国制造业、服务业内部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很大。资本产出效率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行业之间，还表现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出口型企业和非出口型企业之间，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东部企业和中西部企业之间。通过深化改革消除资源错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更加注重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企业，使高效率企业得以发展壮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过去30多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企业进入与退出机制逐步形成。研究表明，近10多年，优胜劣汰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贡献率在20%以上。尽管如此，企业退出机制仍然存在不少缺陷。一些“僵尸”企业已丧失生存能力，却依靠政府或银行“输血”得以生存，使有限的社会资源被无效占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企业竞争和退出机制，是今后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继续引进和吸收新技术。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各行业技术水平都有长足进步，有的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但从整体看，我国与世界前沿技术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经合组织对全球价值链最新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只有67%，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为89%、85%和7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也表明我国引进和吸收国外技术仍有很大空间。

　　高度重视原始创新。随着我国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国际前沿，原创性的技术进步显得越来越重要。只有更加重视原始创新，才能使生产率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多的附加价值，进而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目前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更加凹陷，单纯制造环节的获利水平越来越低，而技术含量高的价值链两端附加价值相应提高。这表明全球科技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更加激烈。我们不能在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尽管近年来我国生产率提高速度有所放缓，但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可观。释放这些潜力，我国经济就能在新常态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实现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进入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刘世锦 刘培林 何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