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军占领后的广州：民众泥巴粘剩谷淘洗后果腹

　　广州城永远不会忘记两个屈辱时刻：1937年8月31日，6架日机首袭，炮火在土地上肆意践踏，平民百姓逃难奔走；1938年10月21日凌晨，日军先头部队长驱直入广州城，从此，这座昔日商业繁荣的城市整整7年处于敌人的法西斯统治之下。

　　日军占领广州之后就开始烧杀抢掠。汉奸四处纵火，数十条街道被焚毁，繁华商业区顿成瓦砾场；城内商店被洗劫一空，省营民营工厂悉数被日军占据或劫迁，普通民房亦难逃厄运，连食品家具被褥都成为被抢对象……对于广州来说，这只是苦难的开始。

　　丧国之辱

　　见日军站岗要鞠躬 动作稍慢被扇巴掌

　　广州市沦陷后，全市商店关门停业，无法逃往内地避难的市民，个个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整个广州城，行人绝踪，形如鬼域。

　　白天，日军到处拍门搜索“花姑娘”强奸妇女。根据部分街道的资料，逢源西路有名70多岁的老妇人留守家中，敌军闯进，竟然将她按倒强奸，任她凄惨哭喊，敌人也不管不顾。光孝路有一名孕妇，遇到敌军数人尾随回家，其丈夫即遭到驱禁，孕妇被肆意轮奸。敌人临走时掷下军票数角，说给钱就不是强奸。日军看到想要的物件，随便拿走，市民稍有抵抗即被殴打枪击，事主对之，无可奈何。

　　更令人憎恨的是“广州市治安维持会”(日伪汉奸政权)，为虎作伥，四处勒索。入夜，盗贼破门抢劫财物，大新(百货)公司、西堤二马路一带街道(即今文化公园地址)、黄沙、永汉北路(北京路)等地的房屋，均被火烧毁。

　　战争铁蹄下，何人能幸存？为生存，普通居民只能忍声吞气，硬着头皮外出“揾食”。见日军在市内各重要的交通路口，设有哨兵站岗，凡中国人路经哨岗时，均要面对日本兵立正鞠躬，否则就被枪杀或抓去折磨，结果往往九死一生。

　　80岁高龄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深刻记得，沦陷时期，哨兵站岗被日军以满布倒钩的铁马拦挡，只留下窄窄通道作关卡。市民首先要向鬼子鞠躬致敬，跟着要递上“良民证”，然后举起两手，让鬼子搜身检查。当时，黄天骥瞥见一个市民动作稍慢，便被鬼子一巴掌打翻在地，“亡国之民何其屈辱”。

　　蚀骨之饥

　　米价一日贵过一日 豇豆掺米充粥吃

　　饿，是沦陷期百姓生活的常态。农民弃田外逃，田园四处荒芜，粮食大量短缺。广州市民经常缺衣少食，饿死的路尸、弃婴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日伪虽为装点门面在市内设立施粥点，但杯水车薪且稀粥如水，无济于事。

　　饥饿的回忆，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郑荣来的心酸文字里。他4岁那年，一家狼狈逃难至番禺的榄核镇，孩子们年幼无知，老是闹着要吃干米饭，可米价一天比一天贵，大人没办法，只好用豇豆掺米做粥糊弄着吃。让大人心急的是，不久粮店关了门，连高价米都买不着了，眼看就要没米下锅，父母愁得整天唉声叹气。

　　有一天，听说农村正在抢收稻子，许多难民都去拾稻穗，父母慌忙带着孩子们也跟着去了。来到一家大户人家的稻地，只见一大片水稻田里，地主雇用的一帮人在田里抢着捆扎稻子。农民们都蹲在四周的地上，等候稻子捆收完毕，田主把哨子一吹，拾稻穗的人就蜂拥而下，去捡水田里遗漏的稻穗。所有人都跟抢似的，眼明手快的就能捡得多，等捡到太阳快下山时，田主又吹起哨子，催大家把拾到的稻穗送到地头。

　　原来，所捡到的剩谷，大约十分之三要交给田主。郑荣来那时太小，下不了水田，就待在地头玩泥团，用它滚粘码头上撒落在地的谷粒，然后交大人用簸箕放水里淘洗出来。就这样，一家人去捡了七八天，每天十多斤，回来晒干碾成米，总算是救了急。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家里饥一顿饱一顿，几个月后母亲便病逝了。那时她才29岁，家里没钱也没药。战争下百姓妻离子散、国破家亡，又有几多人间冤屈。

　　学者研究

　　日军广州活体解剖

　　悄然杀害港粤人民

　　“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为了止血用钳子钳制血管。把血管拉出来在显微镜下观看，只见红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拢成簇。心脏跳动时它们就滚动。地下室里有浸尸体的水槽和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很多。被解剖有50个以上。”

　　——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糟川良谷关于日军细菌战实地调查的访问记录

　　广州日报讯 (记者陈向军)1942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军在东北有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广州也有一支“波字第8604”细菌部队。它以当年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为本部，用粤港难民进行活人试验、活体解剖，开展细菌实验、进行细菌战，短短数年间悄无声息地杀害港粤人民。在广州，学者沙东迅从1994年就开始调查这段尘封罪恶，历时二十余年。近日《说吧》栏目对话沙东迅，由他的讲述揭开一系列历史秘闻。

　　百姓浮生

　　黄包车

　　“包租头”抽成 车夫卖苦力

　　谈到普通百姓在沦陷期间的工作生活，史料记载，少壮者有为敌人造泥工(土方)，建筑防御工事或开辟及修理飞机场等，以谋生活。有产业在沦陷区者，多回来办业权登记或拍卖产业，以维持生活。

　　由于市内逃难频频，需要交通工具者众，据了解，从1938年10月沦陷起，直到1945年8月，这七年的时间，客运、货运的交通工具，几乎没有一辆机动车，全靠人力车运载。从事拉“黄包车”的工人群体越来越多，收费没有固定标准，按习惯计价，大约由第十甫至西濠口收一角五分至二角。

　　当时经营和出租人力“黄包车”的，有福安、利昌、永平、厚兴、荣利等五间公司。这五间公司，均设在西湖路一带，最旺盛时期，大约有5000辆车左右，由伪政府公用局人力车组合——这个机构管理，凡从事拉“黄包车”的工人，均要先领取驾驶执照，才准接运乘客。领取驾驶执照的手续，由出租“黄包车”公司，介绍到人力车组合，填具申请表，表上要觅具商店盖章，经伪政府公用局批准后，才发给执照。

　　但是拉“黄包车”的工人，在领取驾驶执照时，要觅具商店盖章担保，大多数拉车工人，都是贫苦大众，在当时社会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怎能找商店盖章担保自己。因此，出现租赁“黄包车”的“包租头”，他们是有地方势力为靠山的，代觅商店盖章担保。凡经过“包租头”转租的车，每部车每天租金用二至三角军用票计算。车辆租用后，维修、保养等费用，均由承租工人负责。

　　从这笔经济账来看，沦陷时期“揾食”之艰，不可谓不艰难。于是，市面出现了木制“大板车”和“猪笼车”两种，不用领取驾驶执照，只要有力气就可以租来拉。

　　鸦片

　　开赌开烟荼毒百姓　　

　　1939年初，随着附近各乡相继沦陷，逃往各乡避难的市民，又陆续返回广州。敌伪双方皆宣称要繁荣广州、开赌开烟。

　　据史料，1938年汉奸占用了广州十三行华南银行地址成立福民堂，二楼用作办公厂，楼下用作工场，承办全省沦陷区鸦片烟膏专卖。1942年，鸦片烟毒至此蔓延渐广，不论贫富的老百姓或机关的公务员吸食者渐多，几乎形成了一种风气，在工作时打瞌睡者日多。

　　百姓实在不忍，奔走呼吁，要求当局禁绝鸦片。汪伪政权假意承诺，成立广东禁烟局。但亲历者许耀震曾在1940年~1945年于汪伪政权的广东禁烟局任检查员，他撰写回忆录，大声抨击当时的黑历史：“实际无一不是与他们所宣扬的背道而驰，扩大鸦片的经营以中饱私囊。”

　　他说，当时禁烟局与戒烟药膏专卖所，他们销售的戒烟药膏，恰恰就是鸦片烟膏；发起所谓的“铲烟苗运动”，用大卡车数辆满载砍倒的罂粟，挂大幅横额写有“广东省禁烟局铲烟苗队”巡游市内，耀武扬威。实际上，罂粟按时节确实要砍倒，而禁烟局不过是到乡下收割果实，收取烟土，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