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意志下的日军细菌战资料选（之三）

　　日本国家意志下的日军细菌战资料选(之三)

　　筱塚良雄在东京地方法庭上的陈述书(节录)

　　(2000年11月15日)

　　[按]筱塚良雄，原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曾参与培养跳蚤、投放细菌以及人体实验等罪恶活动。战后在日本社会开始追究与思考日本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罪行，并协助中国的731细菌部队受害人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诉讼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在法庭作证，以亲身经历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罪行，在日本及国际社会均引起很大反响。

　　日本侵华期间我一直在731部队服役。从1939年开始，作为该部队的一员，使用各种残虐手段杀害和伤害了许多中国人。

　　少年队的教育主要是学习防疫给水的任务、消毒法、灭菌法、人体构造学、血清学以及细菌学等，讲义每次都收回，笔记也不准记。在进行毒物教育时，让我们直视给兔子注射硝酸番木鳖硷或青酸钾铝、砒霜等后，兔子痉挛、死亡的样子，谁闭眼睛鞭子就会落在头上。细菌实习的时候，如果使用死亡病菌怕我们精神不集中，所以常常使用生(活)菌。这样，少年队接受了基础的教育，在实际工作中也担当了角色，受命做各种工作(后述)。

　　我从1939年5月进入731部队以来，一直是少年队的队员。1941年7月，正是关东军举行特殊演习(称作关特演)之时，因人数减少，少年队宣布解散，队员被分配到各班。我被分配到第四部第一课的柄泽班，负责化学武器的管理，增发25日元的危险补贴。柄泽班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细菌。

　　从1940年5月开始，少年队员们几乎都归田中技术员直接指挥，被动员生产跳蚤。田中筱田班(昆虫班)在ロ号栋三楼的暗室进行作业。暗室里摆放着同石油罐大小相当的罐子，里面放有带壳的小麦，再把装在笼子里的黑老鼠放进去，老鼠就成了跳蚤的寄生体。

　　暗室的湿度超过70%，体感温度超过40度，暗室作业者一律裸身着白装，里面的臭味和高温使人只能坚持30到40分钟。我的工作是观察罐中是否有死去的老鼠，如果发现死老鼠，就用活老鼠取代。这年的8月末，开始在暗室里把小麦中的跳蚤分离，先抓走老鼠，再把小麦和跳蚤放进西洋式的陶瓷浴缸里。这个浴缸很大，大人进去都很宽裕，浴缸的底部有一个洞，下面放有玻璃制的容器，浴缸的一侧点着红灯，跳蚤的习性是向暗处跑，再一边用小棍搅拌麦麸子，一边用干燥机送风，这样，跳蚤就钻进容器里，形成一个团状。生产的大批跳蚤利用731部队航空班的飞机运往南京。

　　1940年7月间，731部队向中国华中地区派遣了远征队。各种器材如高压灭菌器、干热灭菌机、克霍锅(以德国细菌学家克霍命名的锅)、玻璃器皿、材料、药品等各种器材以及部队人员都是利用731部队的专用铁路线装上火车运往南京。1940年9月，新京(今长春)流行鼠疫，从当月到10月，石井部队派人去了新京，我是其中之一。在新京受命捕捉老鼠，抓到老鼠后调查是否有鼠疫菌的存在。

　　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大批量生产细菌是在ロ号栋一楼进行的。我们称ロ号栋的前面是三号栋，后面的是五号栋，三、五栋的设备是共用的。各栋里有材料室、材料准备室、玻璃器皿洗刷室和10坪(每坪约3.3平方米)左右用玻璃封闭的无菌室，以及孵化室、大型高压灭菌机(10台)、溶解培养基的溶解锅、冷却槽等。

　　搬运培养箱时，从高压灭菌器到冷却槽间有轨道，到无菌室或孵化室用链条传送带。在三栋的一楼还有制造蒸馏水的蒸馏装置和值班室。大批量细菌的生产都是利用石井式培养箱培植出来的，所谓“用普通琼脂培养基增殖共性、烈性菌”就是利用这种培养箱培养出来的。我参加的大批量生产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霍乱菌、鼠疫菌、脱脾疽菌等都是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它的本体和部件都使用抗锈性强的轻金属制成。

　　我经历的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时期和生产细菌的种类，除前述1939年的情况外，概述如下：

　　1.从1940年7月始的11个月期间，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2.1941年5月，大批量生产了鼠疫菌和脱脾疽菌。同年7月到9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3.1942年4月到5月，大批量生产了脱脾疽菌和鼠疫菌。同年6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时候，同伴们都说“作命”、“检验”等略语。“作命”是“关东军作战命令”的简称，“检验”就是把细菌投入使用以检验细菌战的威力。我就亲身接受过“关作命第××号”。几乎所有从事细菌生产的队员都知道大批量生产细菌的作战命令。在采集细菌时班长总要指示“让杂菌小小的”，队员们都晓得如果混入杂菌，菌苗就不能使用。但是这些细菌送到那里，如何使用，直到最后，上司们也没有讲。可是，731部队利用石井培养箱生产细菌，用飞机投向中国，或者在地面散布，使中国人染上疫病造成大量死亡的目的，下级队员们还是清楚的。大批量生产的细菌除了由三谷班干燥一部分外，都送往南京等华中地区。

　　我最初听说“马路大”这个词是在入731部队少年队不久的1939年6月。夜里见到车灯光和听到响声，于是内务班长说：“不准去走廊，都回到屋里，这是在搬运‘马路大’”。这是第一次听说“马路大”。以后我们渐渐知道了“马路大”是关押在部队监狱里作为“实验材料”使用的人。这以后的数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来队，石井部队长命令少年队列队欢迎。植田经过我们面前时，没看我们一眼就径直去了特别班。

　　有一天上操时，上面通知禁止在ロ号栋的屋顶上操，因从屋顶可以看到ロ号栋院子里的人，但我们注意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后来有几次在屋顶上操时，发现了一位戴着脚镣的金发俄罗斯女人、孩子和中国人。

　　我所在的柄泽班归属第一课，是以试验细菌毒性为名义从事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部门。在ロ号栋里还有七栋、八栋两所建筑，是关押中国爱国者的监狱，又是以人体实验这种残忍的方式屠杀他们的场所，内中还设有解剖室。这些人是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作为“特别处理”的对象押送到731部队的。据我的了解，七栋的二楼关押着女性，一楼是监视被实验者的看守室。我们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目的是，检验我们制造的细菌的杀伤力程度，以及同疫苗的作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利用活生生的人作实验品，并进行活体解剖，来检验结果。我们使用的疫苗是731部队自己开发的冻干疫苗(也译作封闭疫苗)和外国制的疫苗。我参与的最初实验是采血进行抗体价测定，然后注射疫苗通过血液测定抗体价，但为了对比有一人不注射疫苗，另5人被注射了菌数不等的鼠疫菌。

　　我是在1942年11月末，第一次参加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使用的是鼠疫菌。我参与活体解剖的第一位对象是中国人、男性。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这个人是由我采的血，是没有注射疫苗的那个人。这位中国男性给人的感觉是头脑清晰、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当时看了他一眼，他闭着眼睛，如果是被鼠疫感染的人脸色和身体会发黑。这个人裸体被放在担架上，由特别班运送到解剖室。在解剖台上他已睡过去。班副军医命令我先清洗，我就用水龙头冲洗这个人的身体，再用刷子刷洗。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体解剖，我的手、脚都慢吞吞的，特别是刷洗面部时，我迟疑着没有动手。一旁的课长手持解剖刀示意我“快，快”，我这才用刷子开始刷洗躺在解剖台上、闭着眼睛的这个人。这个情节至今我还记得。班副军医用听诊器听听这个人的心音，听诊器一离开这个人的胸部，解剖就开始了。我负责把解剖后摘除下的脏器放入容器里，用准备好的培养基进行涂抹作业。就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杀害了5名中国人。在解剖第三名被害者后，班长说：“喂，你好不容易一个人敢靠前啦！”活体解剖同时由几个班进行，晚上回到宿舍的浴池后，队员们就开始交谈：“喂，你们今天撂倒几‘根’”？ “我们两‘根’”。为什么说‘根’呢？因为七栋、八栋关押的人都称作“马路大”，“根”数就是活体解剖的人数。活体解剖被杀害者的尸体，丢进特别设置的高烟筒焚烧炉里烧毁，连骨灰也不会留下。

　　和我同在第四部第一课的一位同僚，是一起来平房的千叶少年队的朋友，他在大批量生产细菌时感染了鼠疫。我当时以为他被送进了医院，其实他是被特别班收容，后来也被活体解剖。这次解剖同我也有关系。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2辑，2001年内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