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西藏教育50年跨越发展：优惠政策垫高教育公平起点

　　如今，年产值22亿元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是当地知名的龙头企业，员工1845人。但谁也不会想到，企业在落户西藏之初，曾有过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不论贴出去多少招聘公告，都很难挑出符合岗位要求的专业人才。无奈下，企业只能想方设法从内地引进。但是，很多人因离家太远或难以适应高原气候，无法长期入藏工作，导致企业人员流动性大，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

　　如今，企业所需的大多数岗位不仅实现了“就地取材”，而且本地员工的占比也越来越大，达到50%。

　　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告别“用工荒”的背后，得益于自治区成立50年来，西藏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全区人才资源总量近30万人，约占全区总人口的10%，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教育之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效应正在显现。这一切，来得并不容易。

　　从学校求孩子上学到家长抢着送子女入学

　　每天傍晚，看到校园里最后一盏日光灯熄灭，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小学校长次旦多吉总会有种内心的满足感——过去，他常常为一些家长怂恿孩子逃学而揪心；现在，他兴奋于家长们争着送孩子入学。

　　1999年，次旦多吉当时任教的仲萨乡结巴村教学点距县城50公里，全校只有2名教师、63名学生。每年四五月，是附近村民最为繁忙的挖虫草季节。为了挖到更多虫草，许多家长就悄悄摸到学校，带孩子回家帮忙。这种“季节性辍学”导致学校几近“停摆”。

　　次旦多吉说：“那时，许多家长认为孩子挖虫草挣钱比上学更有意义。不论老师怎么劝说，许多家长并不理会，反而会以孩子视力好、挖虫草多为由说服老师。有了家长撑腰，许多孩子每到虫草季就会习惯性地给自己放假。”

　　次旦多吉曾遭遇的这种烦恼，如今早已不存在。平均海拔3600米的工布江达县，位于林芝市西北部，过去20年该县总人口保持基本稳定，约为3万人。工布江达县城人口虽然只有6000左右，但学校、医院、政府等公共机构“五脏俱全”。

　　与内地许多县城不同，工布江达县城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只设有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过去，由于老百姓送子女入学的意愿不强，导致县城小学和初中的办学规模都比较小。”工布江达县初中副校长王科学说，“现在，老百姓对于子女受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学校办学规模为例，1994年时，县城初中和小学加起来只有300多名学生；到2001年时，县初中也只有4个班160名学生。而今，县初中的规模发展到了24个班1063名学生。”

　　“这与老百姓教育观念的改变密不可分。就在5年前，全县下辖的9个乡镇，每个乡镇还要派一名干部长期进驻学校控辍保学。现在，每到秋季开学，家长们就会托各种关系，把孩子送进县城学校就读。”工布江达县教育局副局长次仁说，“家长送子女求学的这种强烈意愿，在过去简直难以想象！”

　　一系列优惠政策“垫高”西藏教育公平起点

　　与内地省份不同，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雪域高原之上的西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教育。

　　从公元7世纪藏民族创制文字到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教育的主要形式有寺院教育、藏医药教育、僧俗官员教育和私塾教育，显著特点就是“学在寺院，以僧为师”，学习内容和范围较窄，并且只有三大领主和富商子女才能获得学习机会，广大农(牧)奴及其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至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达95%以上，科学文化知识极其贫乏。

　　“若不是西藏地区在免费义务教育基础上实行的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我根本就无法供养女儿读到大学！”工布江达县中学教师遗孀桑旦感慨地说，女儿小学毕业后，其初中和高中分别在福建三明和湖北武汉的内地西藏班就读。前几年，丈夫因病去世，家里的“顶梁柱”一夜坍塌，如果没有“三包”政策扶持，女儿不可能今年如愿考上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恐怕早就辍学了。

　　“可以说，现在受教育的这批孩子是西藏历史上最幸福的一代人！”桑旦说，“孩子们现在上学不但不交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学校还给他们每人每月补助200多元伙食费，孩子上大学之前基本不用花家里的钱。”

　　为了改变西藏传统教育的“去平民化”，保障普通群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西藏自治区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把教育优先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通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并在创办现代教育初期对学生实行“供给制形式的人民助学金”。1985年，为了提振普通群众送子女入学的意愿，西藏自治区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农牧民子女启动实施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

　　30年来，“三包”政策先后经过了14次调整补贴标准。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年生均标准达到3000元。其中，伙食费占90%，服装、装备、学习用品占10%。与1985年相比，标准提高了近10倍，仅2014年全区就有52.5万名学生受益，是1985年受益学生的15倍，覆盖面达到100%！

　　与“三包”政策一样，随着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西藏自治区已基本建立起了涵盖学前教育到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并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

　　一系列优惠政策在“垫高”公平起点的同时，西藏教育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组数字印证了西藏教育的发展：

　　1951年3月，昌都小学成立，成为西藏现代教育的起点。到1965年底，西藏自治区有公办小学68所、民办小学1485所、中学5所，有小学在校生5.6万人，初中在校生1359人，以扫盲为主的农牧民夜校学员逾1.2万人。

　　截至2014年底，西藏自治区累计脱盲人数达181.5万人，未脱盲人数仅为1.2万人，青壮年文盲率由1951年和平解放前的95%以上下降到0.57%；学前、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毛入学(园)率分别达到59.11%、99.64%、98.91%、73.37%和27.76%，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马升昌说：“‘三包’政策的实施及学生资助体系的完善，在兑现教育公平承诺的同时，大大改变了西藏群众的教育观念，极大调动了广大农牧民子女上学的积极性，为推动西藏青少年脱盲、基础教育发展和减轻农牧民负担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西藏绝大多数群众在尽享教育福利的同时，通过教育改变了个人及家庭的命运。”

　　“若没有援藏，今天的西藏不会如此美丽”

　　作为援藏的第二代，拉萨三中校长王浩波谈到国家意志下的对口援藏工作，用了一组形象比喻：“几十年来，援藏的人们为了这里的发展，献了青春，献子孙。此时此刻，我的父亲躺在拉萨的烈士陵园里；我工作在西藏的教育战线上；我的后代或许还会继续坚守在这片雪域高原之上……”

　　“若没有援藏，今天的西藏不会如此美丽！”回忆起1985年的拉萨，王浩波说，“作为省会城市，那时的城区没有一盏路灯。”

　　“援藏先援教，发展先育人”。教育援藏30年来，各对口支援省(市)和中央企业在智力、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援藏，为西藏教育事业发展装上了助推器。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方式，使内地西藏班成了西藏各族学生的首选。

　　截至目前，全国21个省、直辖市办有内地西藏班(校)和中职班，在校生规模达2.69万人，涵盖了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累计招生10.77万人次，为西藏培养和输送中专以上人才3.2万余名，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已成为西藏各行各业的骨干。

　　现为日喀则市教育局规划科科长的南木加，是内地西藏班的“黄埔一期”。1985年，作为首届内地西藏班学员，南木加和其他99名小学毕业生一起来到郑州四中开始了4年的中学学习。此后，南木加在原河北师范学院附属中专、西藏大学完成学业返回家乡日喀则工作。这也是南木加家族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与南木加当年同赴郑州四中学习的内地西藏班同学，如今全部工作在日喀则的机关事业单位。其中，27人留在教育系统，正在为西藏教育的发展贡献心力。“没有内地西藏班的话，我恐怕一辈子只是山沟里一个目不识丁的放牛娃！”南木加动情地说。

　　30年光阴虽然只是西藏历史长河中的转身一瞬，但30年的教育援藏，既是西藏教育的原地起立，更是在白纸上画的最美蓝图。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区教育工委书记房灵敏说：“如今，从学前教育到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再到成人教育、特殊教育，西藏全区在校生达近61万人，不仅学校门类齐全，而且学校硬件设施一应俱全，为实现2020年西藏教育与全国同步发展、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不论在拉萨、林芝、日喀则，还是藏北牧区，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设施最完备的房舍还是学校。1997年前，林芝市一中还只是一所小规模民族学校，在广东、福建等省份的对口援建下，如今成了一所有着2500名学生的自治区重点中学，校园里现代化的教育教学设施甚至超过广东、福建的许多同类学校。

　　“目前，正是林芝乃至西藏教育最好的发展时期！”援藏27年的校长靳兵建兴奋地说，“现在，内地援藏教师每年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交流，我们这里的教师也源源不断地前往广东、福建等对口援藏省份的学校培训、学习。西藏虽地处雪域高原，但因为有国家、内地兄弟省份的支援，西藏群众才可能脱盲、脱贫，他们的子女才可能在家门口享受到越来越优质的教育。”

　　这，就是新西藏今天的教育，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不论是远在藏北草原的农牧民，还是坐在窗明几净教室内的学生、教师，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淳朴的笑容；他们的话语之中，流淌着的是满满的幸福……

　　这，就是珠穆朗玛峰下的温暖记忆。它为新西藏定义了一个崭新的未来！　■记者 柯进 刘博智 江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