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启安：推进创新需应对“反全球化”带来的新威胁

　　我着意数了一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五十次(实际为59次)提到“创新”一词。而在十三五规划中，“创新”更是被213次提及。

　　作为一名在华外国专家，我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创新”是未来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如此重视创新，这是非常明智的。

　　毫无疑问，当前是人类历史上倡导创新驱动的最佳时期。通过中外合作、以最优速度推进创新在中国也有着巨大潜力。若能实现这一目标，全体人类都能受益。

　　然而，这些积极效果只能通过应对各种威胁才能实现。作为外国专家，我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或将有助于化解即将到来的各种危险的解决方案。但是，要理解这些危险，有必要将创新的国际背景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进行描述。

　　创新是指创造能让生活更美好的新事物。我用来写作这篇文章的笔记本电脑或许是最好的例证。当我还在上学时，个人电脑尚未发明。我开始工作时，计算机已经诞生，但那时的计算机体型庞大，要整间屋子才能装下，并且都藏在紧闭的大门后。它们就像是穿着白大褂的操作人员工作的安全实验室。

　　就在45年前的1971年，美国英特尔公司推出世界上首个商用微处理芯片。这种名为4004的芯片内含2300个晶体管。在当时，这就是一个在尺寸方面创新的奇迹。每个晶体管的粗细只有10微米，而一根发丝的直径尚且有100微米。微处理器的创新飞跃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今天，英特尔的Skylake处理器内含大约17.5亿个晶体管——50万个这样的晶体管可以装在4004芯片的一个晶体管内——而前者的计算能力是后者的40万倍。

　　正是这种计算能力方面的革命推动了我们口袋中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有趋势显示，智能手机将成为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核心驱动力。它已经对我们的购物习惯、社交媒体互动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娱乐手段和摄影设备。智能手机有潜力彻底改变医疗和教育模式。从创新驱动的角度来说，中国如何在智能手机的运用上领世界之先，这肯定是非常激动人心的。2016年的预测显示，半数以上的中国人都将拥有智能手机，而这些智能手机要比上世纪80年代那些足以装下整个房间的超级计算机的功能更强大。

　　改革开放等政策使中国在数字计算革命方面的创新成为可能。这些创新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而后者又将各国间思想观念和发明创造的交流推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国与国之间障碍消除的一个重要标志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等潮流的推动下，苹果公司创立。该公司在智能手机创新方面的重要地位帮助其成为全球顶级品牌。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的推动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苹果公司(创立于1976年4月1日)在40年的时间内已经成为全球营业收入最高的IT公司和全球资产总量最大的科技公司。

　　全球化描述的是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借助贸易、通讯、移民和交通的全球网络实现一体化的进程。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称，过去50年中，仅制成品国际贸易就已经从950亿美元增加到12万亿美元，增长了约100倍。当国与国之间在观念、创新和贸易方面的交流不存在障碍时，创新的速度就会加快。而跨文化交流和创新也是经济增长的最强驱动力。在这方面，没有比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更好的例证了。过去30年中，中国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受益良多，但当前的世界潮流给国与国之间的开放交流带来了威胁。非常强大的反全球化力量正在加快发展，这一挑战来自民粹性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在很多国家的发展。

　　在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宣称，他希望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修建起一堵墙，这使他赢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此外，他还提议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并且让美国公司回归本土建厂。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反复地告知选民他反对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位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获得的民众支持已经动摇了美国的政治基础。这反映出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现在反对全球化，没有认识到全球化能够带来的好处。

　　在英国，那些希望限制外国人入境的民众推动政府实施“边境控制”政策。这一“为英国设置堡垒”的理念给很多希望追随“黄金时代”精神的中国商人在办理签证方面带来了极大不便。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0月那次非常成功的访英活动中，他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启动了中英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然而，卡梅伦首相不得不抵挡住对英中关系持批评态度的英国国内媒体的攻击。这些英国报纸刊登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主要是为了借此举推动报纸的销量。此外，英国即将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尽管很不情愿，卡梅伦依旧不得不同意举行这次公投，以转移让很多国民希望英国脱欧的民粹性民族主义倾向。所有这些趋势都进一步助长了反全球化的力量。

　　在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宣称，他希望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修建起一堵墙，这使他赢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此外，他还提议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并且让美国公司回归本土建厂。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反复地告知选民他反对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位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获得的民众支持已经动摇了美国的政治基础。这反映出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现在反对全球化，没有认识到全球化能够带来的好处。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民粹性民族主义抬头的例子。在法国，一些人预测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可能被选举为下任法国总统。她曾经写过，“全球化就是一种暴行”。玛丽娜·勒庞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袖。她还声称，当今世界实际掌握在跨国公司和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手中。

　　我一向钦佩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们“以史为鉴”的理念。中国人几千年当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并用其应对当代挑战的价值。

　　伴随着民粹性民族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抬头，研究历史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最近，我一直在读一本关于亨利·基辛格人生经历的新书。书中有关他在德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早期经历部分——基辛格曾见证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的上台——让我深感震撼。希特勒掌权的过程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他就是用民粹性民族主义的话语煽动民众获取支持的。在选举投票的初始阶段，他按照选举法，通过投票获得权力。接着，他带领经济发达和技术先进的德国挑起世界大战，并且开始推行纳粹暴政。

　　仔细研究过历史的中国人很清楚历史是会重演的。欧美应当高度防范民粹性民族主义的抬头，但是，我的观察是，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面对反全球化的浪潮和阻碍创新交流的威胁，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中国可以为推动国内创新营造最好的环境。

　　此外，也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中国的创新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作为一名外国人，我可以通过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著作接触这部分历史。这套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系列丛书详细记录了中国向世人贡献的发明创造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大发明。也许，中国应当研究本国的创新史，从历史中发现是否能从政策上为创新营造最优环境。

　　中国正通过其教育体系为创新做好最佳准备。很关键的是，中国特别重视对维持数字革命动力所需的人才——工程师的培养。2016年，中国31%的本科学历都授予工程专业，而美国的这一数字只有5%。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差距应当会赋予中国显著优势。

　　但是，中国该如何应对外部世界中可能阻碍创新的反全球化浪潮呢？这里的关键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方式的“改革与开放”。外媒能提供有力的证据，说明中国没能让外部世界理解和接受它的故事。比如，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制造的低价产品给外国消费者带来了很多好处。在我接触的外国人中，很少有人知晓这是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

　　开放和创新一直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在过去35年中让6.5亿中国人脱贫。这意味着中国有很强的动力将全球化和创新的益处推广到全球。

2016年4月5日

　　特约作者：Alistair M Michie(中文名：麦启安)(2013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专家建议咨询委员会高级顾问、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