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如何认识变动中的世界

　　傅莹：如何认识变动中的世界

　　我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点点深入的，对去过的国家了解多一点，对常驻过的国家了解更多一些。从书里得到的知识需要在现实中确认，在现实中获得的感受需要通过看书来深化。世界是国家构成的，国家是人构成的。因此，说到底，认识世界的起点和终点还是了解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方清

　　《看世界》是傅莹出版的第二本书，上一本已经是7年前的事。

　　这7年期间，傅莹几乎没有从公众的视线里离开过。这和她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五次会议发言人的工作有关，也因为她在一些公开场合的演讲和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时常能成为传播热点。

　　正是这些文章和演讲稿中的一部分，汇集成了《看世界》这本书。其中收录的关于南海局势和朝核问题的两篇长文，曾先后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

　　近日，傅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谈这本书，也谈世界。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国际传播者”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先请你谈谈怎么确定《看世界》这个书名的？

　　傅莹：其实最初我自己没有想出这本书。2016年年 底中信出版社的乔卫兵总编从网上把我的一些文章收集起来，建议出版。这些文章有的是在演讲稿基础上整理发表的，有的是应约为报纸和杂志撰写的。中信的编辑花了不少功夫从大量文稿中选择和整理，根据主题分了类别，包括“世界秩序”“全球格局与中国角色”“中美关系”“亚洲和平”“南海局势”“中国之道”等。他们从做书的角度看，认为比较成熟，考虑到国际问题的时效性，建议尽早出版。

　　我觉得这个集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几年的思考，而且都是针对外部世界提出的问题讲的，如果出版，或许可以为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些看世界以及看中国的参考。书名也是他们提议的，最初是“傅莹大使看世界”，但这样我的名字会两次出现在封面上，所以改成了“看世界”三个字。

　　中国新闻周刊：写文章，尤其是写长文章，是个苦力活。你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却依然比较高产，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傅莹：我其实一直比较喜欢搞研究，阅读、写作对我而言是比较惬意的事，在外交岗位上就有这方面的历练。现在看书的时间更宽裕一些，也能更广泛地接触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向他们讨教。而不断的阅读和学习自然会激发思考，有了思考就愿意记录下来。

　　这本书里面有的文章是急就章，因某个问题比较热，或因报纸杂志有约稿，或应邀发表演讲。不过我尽量少去为了写而写，不要因为有约稿就一定写，而是有想法才去写或讲。每篇里都有自己对一些问题的学习收获和思考，有不少信息和资料是助手们帮助整理和提供的，他们很专业，也很有想法。篇幅较长的文章通常需要积累，花费的时间更多，每每下笔成文了，局势又发展了，或者思想又向前延伸了。有的文章构思的时间甚至经年累月，现在还有好几个放在那里的半成品，觉得考虑得不很成熟，需要再多看看书，再查阅一些资料，参加智库的研讨也能帮我整理思路。

　　我喜欢与朋友和助手聊，如果意见不同，又都不能说服彼此，就说明论证和判断还不扎实，需要再琢磨，可以先放一放。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国际传播者”。在国际上，我们国家特别需要再多一些自己的声音，这是我多讲多写的主要动力。你看我的文章多是针对国际受众的，通常用中文起草，翻译成英文时尽量符合外文习惯，因此改动会比较大，然后再根据英文稿子修改中文。不少文章是用英文在国外媒体或智库首发的，考虑到国内媒体和公众的需求，我会同时备好中文版，在不影响英文发行方版权的情况下提供给国内媒体。

　　中国新闻周刊：你出的书并不多。

　　傅莹：我喜欢看书，对能写书的人很佩服，自己对此就比较胆怯了。我的第一本书是2011年7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在彼处》，那是我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做大使时演讲和文章的合集，当时是外研社极力鼓励我出版的，目的是为语言学习和英文演讲提供参考，因此采用了中英文对照的版式。它的姐妹篇《在此处》也已在编撰中。

　　国内外很多人最初了解我，是通过我在驻英国大使任上的一篇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这篇文章的背景很特殊。2008年4月6日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伦敦遭遇“藏独”势力干扰后，我走访了多家英国媒体，对他们围绕火炬传递和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提出交涉。各家媒体都很重视，也愿意听取我的意见甚至是批评，但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方不能及时提供信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老总直接提议，既然你不喜欢报纸说的，何不自己写文章向读者介绍你的立场呢。由于我当时比较忙，没时间专门写稿子，想到在经历伦敦火炬传递之后，我看巴黎和旧金山火炬传递的电视直播时，感触颇多，曾随手写下一些想法。

　　回到办公室，我从字纸篓里找出当时的几页笔记，大致整理成了一篇随笔，起名为《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交给报社。编辑对文字未做任何改动，只是把标题改为了“西方媒体妖魔化了中国”，发表在《星期日电讯报》上。这在英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反响很大，网上留言之多出乎报社的意料。

　　我注意看了一些评论，有的留言比我的文章都长，有人反对，有人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引发英国人的思考和辩论。文章也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注意，以《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为题进行了转载。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发声的重要性和我们所拥有的机会。在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曾与各种人面对面交锋，也说服过许多人。但说服一两个人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媒体的传播才能够通达大众，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的想法。

　　下一本书《我的对面是你》也已经付梓，写的主要是我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的经历，也有工作体会和对国际传播的思考。这本书的写作历时两年，预计9月初可以出版。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做大国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看世界的方式？

　　傅莹：“看世界的方式”不能用正确与否来评判吧，每个读《红楼梦》的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林妹妹，何况世界那么大。我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点点深入的，对去过的国家了解多一点，对常驻过的国家了解更多一些。从书里得到的知识需要在现实中确认，在现实中获得的感受需要通过看书来深化。世界是国家构成的，国家是人构成的。因此，说到底，认识世界的起点和终点还是了解人。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相处，发现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都有这样那样的特点。在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我与来自各国的人一起工作，一起执行任务，更深刻地体会到，人与人相处，实事求是、用尊重来赢取尊重，走到哪里都是差不多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英语的熟练掌握，对你认识世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英语是否远不止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傅莹：我的大学本科是英语专业，毕业时国家刚刚进入开放的轨道，中国人开始面对世界和向其他国家学习。对于当时的我，懂得英语如同打开了一扇窗，开阔了眼界。英语是工具，但更像一把钥匙，让我在职业生涯中有条件不断地走进一个个不同的国家，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人们的想法，能更好地观察和交流。

　　即便现在，英语也是很有用的，我可以利用英语更早地看到各国的信息，更及时地阅读其他国家新出版的书籍，也能比较方便地开展国际交流。我早年做过翻译，有语言方面的训练，中英文打字都比较快，这对我现在写作、审核文稿有很大助益。

　　诚然，我们对外交流的最主要任务是介绍中国的制度、立场和观点，因此，仅仅有外语这个工具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深入了解国情，坚定信念。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这种成果对于民众而言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成果是因为中国找到了更好地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如何能够有比较切实的与世界正确相处的获得感？

　　傅莹：我们国家在成长过程中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依赖不亚于它们对中国的需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大国，所面临的挑战很多。然而，我们缺乏做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或者说当国际层面“玩家”的历史经验，所以，需要学习如何做大国。例如，需要扩展国际视野，尤其是在公众层面，保持谦虚的学习态度。

　　大国有更好的条件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同时也需要权衡代价，而且要对更广泛的人类共同利益承担一定责任。因此，我们需要对外部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需求和感受保持敏感性，学会从更广泛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人需要成长为拥有国际视野和思维的大国公民，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境界。

　　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倾听也需要提高，增强沟通能力，更多和更主动地向世界说明自己的意图和道理，减少成长过程中与其他力量碰撞带来的阻力。

　　基辛格是位智者，我与他交谈多是探讨问题，而不是争论

　　中国新闻周刊：维护国家利益、传达国家立场应该是外交官的本能，但在很多粉丝眼里，傅莹大使的特点或者说魅力是，总是微笑着就把中国的立场表达了。在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但又避免让对方产生过多不适感方面，你有没有什么诀窍？

　　傅莹：我是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外交官，最初做亚洲周边方向的工作，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后来工作的对象不断转换，但内容差不多。我师从的上一代外交官都是做人的工作的高手、谈判行家，自己从观察学习到直接经手一些重大外交事务，慢慢有所精进。

　　冷战后，世界进入全球化的阶段，中国的发展如同攀登高峰，沿途会遇到各种险阻，重要的是目标明确，不为一些琐碎问题所干扰和牵绊。我想，外交官需要明确自己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在此基础上，什么方式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就选择什么方式。

　　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基本是参加具有传播色彩的活动，是在做说服人的工作，是着眼于大众的。在我看来，微笑是人类社会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沟通手段，所以，在这种场合我更多选择微笑着表达观点和立场。当然，也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合微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基辛格博士的几次对话中，其实也有交锋的地方，比如关于航行自由，但都是在将各自的立场明确地表达出来，并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这也是你沟通的一种技巧吗？

　　傅莹：基辛格是位智者，我与他交谈多是探讨问题，而不是争论。我是很尊重他的，愿意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对国际事务的观察，听取他的意见。他的书我看过不少，我会选择一些他关心的和当时热门的问题与他讨论，每次都有收获。

　　《看世界》书中包括了四个与他的对话，从中看得出来，他善于倾听，也总是鼓励我更深入地思考，尤其是，他希望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更多的美国人。这说明他意识到世界在变化，也承认中国人的考虑有自己的道理。

　　有报道说基辛格主张俄罗斯与美国联手应对中国，我没有见到他本人有这方面的文字。基辛格对中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直在试图了解和理解中国，他对美中关系也倾注了很多心血。针对美国与中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可能出现调整的关系前景，他很早就提出美中“共同演进”的主张，还曾支持启动“亚太共同体”的研究项目。他笃信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大国均势理论，在冷战期间是大国博弈的操盘里手。但他承认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对权力更加分散时代大国如何相处表达过担忧。

　　或许，他像一位“老航海家”，预见到会有风暴来临，希望美中能在这个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了解彼此，找到避免冲突的路径。

　　我想，对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把控好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如果中美滑入对抗的轨道，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对表。当然，当前中俄战略合作关系的稳固性是可以信赖的。当代大国需要摒弃狭隘的地缘战略竞争思维，承担起共建共守世界和平的责任。

　　中国不会去试图领导其他国家

　　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后十年或者二十年，中美有可能就建立未来的世界秩序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吗？

　　傅莹：我在《看世界》中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有对秩序的分析和看法，看上去有些重复，主要是区分“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这两种不同提法的内涵，用这种方式揭示美国在秩序问题上存在的认识误区。美国人喜欢讲“世界秩序”，认为自己是其领导者。中国人用的表述是“国际秩序”，指的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为主体的秩序，其构成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律体系。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成员，也在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完善。美国在创建联合国及其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现在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是这个秩序不是美国强调的“世界秩序”的全部，美国对联合国采取的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在国际安全上，美国倚重的是自己领导的同盟体系，在政治上美国更加偏执，排斥西方价值观之外的任何政治信念。

　　所以，当美国人说，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时，我们需要先搞明白这个秩序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并没有完全进入这个秩序。例如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就是排他性的，甚至对中国是有所防范和戒备的。就好比一座房子，有些房间中国进得去，有些却是进不去的，因而也就谈不上去争夺对这座房子的领导权。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的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我们如何来实现它。如果美国坚持想用自己的“世界秩序”来统领世界，就必须向所有的国家开放，如果坚持排他性的做法，就必须考虑如何与自己的“世界”之外的国家相处。这便是秩序需要的改革和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中国也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和选择，我理解，中国是支持现存国际秩序的，同时也认同许多国家的看法，就是国际秩序需要改革和完善，以便于大家更好地合作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世界层面秩序的调整和完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历史上，都在经过战争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开始相互妥协、构建保障和平的新秩序。而在21世纪的和平环境下，如何完善现存秩序，这对现代人类是很大的考验，对抗的风险是存在的，需要慎重对待。现在虽然大家都对现存秩序有不满意之处，但出发点和诉求有比较多的差异，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马上提出来要改变世界秩序，恐怕分歧会很大，甚至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还是需要耐心思考和沟通，国与国之间，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找到共同利益，通过相互妥协形成共识。

　　我在《看世界》中提出的观点，主要是探讨目前存在的问题，具体怎么办不是哪一家说了算的。中国人的主张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去完善，而不是推倒了重来。事实上，目前国际上的做法也是比较有效的，就是在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完善秩序。例如为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而创建了G20峰会，为了应对环境恶化而达成巴黎协定。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大智慧，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毕竟人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文明高度，不能动辄就搞对抗，还是要共同商量着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目前的国际制度框架为这样的探讨与合作提供了可能。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领导者之一，或者就是世界领导者了吗？

　　傅莹：今天这个世界并没有世界政府，因此“世界领导者”这个提法不过是一种认识而已。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是不会对哪个国家俯首称臣的，我们国际交往的基本点是和平与合作。同理，我们也不会去试图领导其他国家，中国没有这样的战略意图，这也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领导者”这个词是美国和西方比较习惯的用法，冷战期间在美国和苏联的同盟体系中，确实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冷战后，美国自以为可以号令天下了，试图把自己的领导地位扩展到全世界，也为此做了很大努力，包括在全球推广美国的政治制度，到处干涉他国内政，发动了一系列战争，结果造成严重的战略透支，对自己国内的社会公平也造成了“反噬”。现在，美国不得不调整、回缩。

　　美国“领导世界”的逻辑，是什么都根据美国的价值尺度定，凡事美国说了算。这样的逻辑不符合中国的外交传统和理念，中国不会谋求成为这样的“领导者”。而且，如果中国试图这样做，会遭遇更大的阻力。

　　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中国的世界观时，用的是“共商共建共享”这样的概念，其中的道理就是，世界上的事最好各国一起商量着办。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能发挥越来越大的建设性作用，在有些国际问题上，如果有需要，中国是能发挥引领作用的，也就是说，更加主动、更多投入、走在前列。中国也开始提出自己的倡议，例如“一带一路”，惠及更加广泛的国家，同时也是共同建设，共享成果。

　　本文首发于2018年第33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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