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抗震救灾一线的解放军官兵 中新社发 朱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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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抗震救灾一线的解放军官兵 中新社发 朱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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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军队是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是千古话题。
成王败寇则是这些话题的基本结论,英雄狗熊也就此分野。
那是在战争年代。血与火会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
那么和平年代呢?和平年代还有没有这样的检验?如若没有,为什么?如若有,是什么?
黑格尔说过,和平是一个民族的腐蚀剂。其结论颇有过分之处,其中些微合理的部分是:战争时期寒光闪闪的刀剑,和平时期可以变得锈迹斑斑。多少支战争年代身手矫健的军队,和平年代变得步履蹒跚。
于是和平年代的军队,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没有英雄的军队。和平年代的军人,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没有英雄精神的军人。和平年代似乎也就成为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年代。
这些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终止。
人们看到,当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在疯狂地吞噬一切的时候,解放军官兵成建制地冲向熊熊烈焰。当桀骜不驯的长江洪峰撕裂拦洪大堤、九江城池危在旦夕的时候,解放军官兵千里驰援,成为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中流砥柱。当非典肆虐中国、国际舆论谈非典色变的时候,1200名军人和武警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小汤山,与非典展开决战。当空前严重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官兵排除万难从空中、地面、水面全力向灾区开进,民众看见翻山越岭强行军赶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第一句话就是:“大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他们难道不是和平年代共和国的英雄?
1998年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叫嵇琪的勇士在九江大堤上10次晕倒,每次从昏迷中醒来又扛起沙包投入抢险战斗,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是疲劳中暑,实际上他已是脑瘤晚期。
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各地车站大量旅客滞留。摄影记者拍到4名在广州火车站维护秩序的年轻战士身穿雨衣,斜倚在车站广场的护栏上,静静地睡着了。新闻报道配以感人的话语:“战士睡着了,千千万万的广州市民落泪了。”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中汶川情况不明。值此关键时刻,武警部队师参谋长王毅率领200名官兵徒步强行军90多公里,最先突进汶川,向上级准确报告了震中的消息。这支英雄队伍中还有10名女性,年龄最小的18岁。
我们这个年代,难道不仍然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和平发展时期,仍然需要那种视民众安危为自身安危、视民众苦难为自身苦难、视民众幸福为自身幸福的军人,仍然需要那种在沧海横流之时敢于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好汉。
中国军人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
这种英雄气质,来源于与人民群众的安危紧密相联。
在这样的队伍面前,我们才可以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非战争军事行动: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军事力量运用于除战争行动之外的其他军事行动。
问题出来了: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自古以来,它就是打仗的,杀戮的,征服的。即:它是用于进行战争的。
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恺撒留下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另一位著名军事统帅拿破仑也留下话语:我看见法国国王的王冠掉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它拾起来。
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了对指挥军队进行战争和征服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中这样描述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制造国家”;“征服与继续征服是大国存在的状态”;“防止被征服则是小国存在的状态”。
这些理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军队、武力、掠夺、征服,是西方政治中最鲜明的标识和最有力的工具。德国元帅沙克斯18世纪就此概括了一句: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惟独战争没有。
所以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说: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
连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荣誉,责任,国家”,也无不包含在征服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实现美国版图极度扩张之后产生的尊荣与自信。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非战争军事行动”。凡是军事行动,几乎都包含战争。
今天的世界大不一样了。不仅是冷战时期相互毁灭手段的出现,也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对手消失,作为武装力量在新条件下运用的新形式,“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由此而生。
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用一个章节篇幅首次论述“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其含义是:美军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参与国际维和、强制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怖、禁毒等不涉及战斗的军事行动,作为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的重要补充。
1995年6月,美军以参联会主席名义颁布《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美军参联会同时制定了6部涉及反恐、维和、缉毒、撤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多项行动的纲领性文件。
2001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具体列出18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1)军备控制;(2)打击恐怖主义;(3)对禁毒行动的支援;(4)执行制裁;(5)强行隔离;(6)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7)国外人道主义援助;(8)国内支援行动;(9)国家援助;(10)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1)和平行动;(12)护航;(13)救援行动;(14)显示武力行动;(I5)打击与袭击;(16)对暴乱行动的支援;(17)反骚乱行动;(18)后果控制。
这个纲要的核心是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不需战争行动就可达成或战争行动不能达成的特定效果,实现某些连战争行为都难以实现的控制,为新的美国全球战略服务。
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人道主义援助”成为美军非战争行动的重要方面,其《2020年联合构想》提出:“在人道主义救援或和平行动等复杂的紧急任务中,为在限定时间内达成国家目标,美军应能迅速做出灵活反应”;“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由多国部队、地区性组织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志愿的私人组织提供的技能与资源”,以保证美军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预定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呢?冷战结束后组织“人道主义救助”,成为美军通过各类演习控制其他国家的最好借口。一位日本记者评论道:“对美国来说,进行多国训练不仅可节约美军经费,而且可掌握参加国的领导权,可谓一箭双雕”;一旦出现冲突,可立即把参加过演习的各国军队纠集起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尤其是当美国宣布在全球各地都有所谓“人道主义利益”后,“非战争军事行动”开始成为美国干涉全球事务的一种新方式和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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