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堪称21世纪现代中国的象征。这位派头十足的企业家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创立和管理着中国两大门户网站之一。上周，他在时髦的北京“兰会所”欢迎参加奥运盛会的国际宾客，并当场宣布自己在奥运期间要当脱口秀主持人。“我在美国时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莱特曼和雷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自信地说。

　　张现在面对的是不同的听众。他说，今年春天在中国爆发的“反西方反弹”——伦敦、巴黎和旧金山发生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示威抗议后——完全正当。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遭遇滋扰，他本人就呼吁抵制法国产品和媒体。“这是全体中国人第一次勇敢面对世界。”他说，“这对中国人有好处……证明当中国人被惹恼时，他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种看法在中国大陆很普遍。但像张这样的人被认为该有不同的立场：他是在国外待过的人，属于中国人所说的“海归”。这个群体的数量每年数以万计地增长，作为精英人士，他们一旦回国就会带来巨大影响。长期以来，西方总以为这个群体会向中国输入西方价值观，他们被认为会使中国变得更开放、更自由和更亲西方。

　　但今春奥运火炬传递期间，这个白日梦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当时在西方的中国留学生义愤填膺，甚至表现得比从未出过国的中国人还要强硬。

　　衡量海归们的看法并不容易，特别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不过，一些经验性数据开始出现。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茨威格教授，正在主持一个研究项目，对数千名曾到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留学的归国人员进行调查。茨威格说，调查数据显示，他们的“强硬不亚于那些从未出过国的中国人。他们总说，‘无论对错，都是我的祖国’”。

　　长期以来，中国就有着民族主义的传统，对一些海归们来说，与西方态度的接触只是强化了他们的防御心理。经常与海归打交道的作家兼商务顾问吉姆·麦格雷戈说：“最富的中国人往往最反西方。”即便他们在星巴克啜饮咖啡或驾着新别克车兜风，他们却最不愿用西方面貌改造中国。他们追求的是远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让中国符合他们心目中伟大国家的期望。他们当中的先驱们不想成为“现代的”西方人，相反，成功的年轻海归往往强调自己是现代的中国人。

　　许多海归对为什么海外华人会对西方表现出敌意，有着自己的看法。首先，他们无法忍受西方人的无知。丹尼·黄曾在加拿大和美国生活十多年，后回到上海管理一个教育慈善机构。他说：“说实话，我们在国外时，总有人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中国有没有现代化高楼或汽车，有时很难不让人认为他们有偏见。”上海大学电影教师舒浩伦(音译)表示，对其他人来说，对西方的愤怒能缓解思乡之苦。“他们需要与祖国的纽带，反西方才能感到跟自己祖国连在一起。”他本人曾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学习电影和摄影。

　　此外，互联网的存在加深而非稀释了国外中国人表现出的某些民族主义。1987～2000年曾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小说家赵川(音译)说：“一上网，他们就能完全沉浸于中国的环境。我们在国外念书时……偶尔到中国城看看中文报纸。现在在英国，不读英文报纸或看英国电视都很容易生活。”

　　也有人说，刺激海归们的不全是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它反映了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年轻人的无比自信。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一年的维克多·袁说：“年轻中国人感到他们有权对一切事情表达看法。这一代人不想接受任何意识形态信息，不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美国的声音。”

　　海归的权力也在增长。据茨威格统计，有将近100名副省长或更高级别的中国官员，在国外学习过至少一年。他说，尽管心怀爱国主义，但研究表明当中国人在国外待过更长时间后，他们的思想会变得更细腻和国际化。

　　上周在兰会所，张说该是中国证明它能把事情做对的时候了。他说：“经过几百年的苦难，接着是30年的摸索，现在中国正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人变得更自重，所以应该更负责任。”但愿这意味着不仅对中国更负责任，而且也对整个世界更负责任。

　　(美国《新闻周刊》8月18日提前出版/作者Melinda　Liu　＆　Duncan　Hewitt，译者 朱庆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