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前一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专栏评论员、该报的前驻华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一篇文章，题为《达赖喇嘛的一束橄榄枝》。文章介绍了一些据说是代表达赖喇嘛的、有关西藏问题的一些新主张。

　　在具体分析达赖喇嘛的新主张之前，笔者有两点困惑不得不先说一下。首先，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事实上，从2002年到今年年初，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有过6次接触，而且尽管今年“3/14骚乱”造成严重后果，民众对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极为愤怒，中央统战部仍然与达赖方面又进行了两次对话，所以，如果达赖喇嘛真有什么新想法，他应该直接向中央提出来，而不是通过西方媒体放话。通过一位美国记者个人之口说出的主张，既无法使人相信其真实性，又使人怀疑达赖喇嘛的诚意，这是想解决问题呢，还是又一次在西方进行公关？其次，新主张中的一个内容是要求改变对话的对象，从中央统战部直接改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另外，还要求撤换西藏自治区政府领导人。这些要求是无理的，无助于今后的对话，反而会产生新阻碍。这种做法更使笔者怀疑达赖喇嘛解决问题的诚意了。

　　达赖喇嘛新主张的第一点是，他表示接受在西藏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其实，按照以对话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是达赖喇嘛必须要做的事情。将一个必然的事情说成是重大让步，从谈判技巧的角度看是很高明的。通过设立一个伪议题，然后在此伪议题上让步，换取实质利益，这是西方公共关系学比较推崇的一种技巧。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这也是一种常规做法。经1959年民主改革、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当今西藏社会生活的制度基础，改变这一现实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目前的制度基础上，西藏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进一步推进西藏社会的现代发展是数百万西藏人民的要求和自然权利，任何少数人要想按照自己的利益改变这一历史进程是自私自利的，也是做不到的。

　　达赖喇嘛新主张的第二点是关于“大藏区”问题的，他接受现有的西藏与其他省区的行政边界，但要求成立一个跨省区的地区权力机构，负责所有藏民居住区社会生活的主要事务。也就是说，他通过表面放弃“大藏区”的要求，来获得对“大藏区”的实际控制权。在这里人们可以学习到一种“退一步，进两步”的谈判技巧。在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有效和统一管理的“大藏区”；在法理上，“大藏区”的主张彻底漠视了其他民族的权利；在政治上和现实生活中，如果“大藏区”计划得以实施，将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所以，“大藏区”计划本身是荒谬的，坚持这一计划是中央与西藏分离主义集团对话中的主要障碍之一。达赖喇嘛在“大藏区”问题的新主张改变了其表达方式，而没有根本上放弃这一主张，这是所谓新主张的问题实质所在。

　　纪思道在介绍了他高度赞赏的达赖喇嘛新主张后，又代表达赖喇嘛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如允许达赖喇嘛自由出入境、限制其他民族移民、停止在寺庙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允许学龄前儿童入教、提升藏语地位、提高藏族干部比例等等。笔者认为，提出什么要求是达赖喇嘛的权利，但是这些要求必须基于合理性原则和事实依据原则。这里就其中的一部分议题简单分析一下。首先是所谓移民问题。按照现代法理，除非政府动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有组织地大规模向某些地区移民，公民个人依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在本国范围内自由迁徙是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限制个人的自由迁徙权从法理上讲是错误的，从现代人权观看是应该批判的。现在的事实是，不存在政府有组织地向西藏和其他藏区移民的问题，对于有些个人基于市场经济的需求迁徙到上述地区，政府应该做的是尊重和保护。第二，关于允许学龄前儿童入教问题。这里的关键是权利主张的平衡。中国的法律尊重公民的宗教自由，但反过来意味着公民必须尊重法律，履行公民对国家的法律义务，这是一种平衡的契约关系。使儿童完成国民义务教育是儿童的自然权利，是家长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合理的主张应该是帮助儿童完成国民教育，在其成年并有能力独立行使宪法权利后，允许其自由决定其宗教取向。第三，关于藏语问题。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任何民族都面临既要适应现代化，又要保护传统文化的挑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推广藏语、保护和弘扬藏族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颇有成效。在藏语和藏文化问题上，正确的态度是对中国政府的巨大努力给予肯定和鼓励，而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批评。

　　在纪思道引用的达赖语录中，有一段他特别标明以示重视的话，“主要的问题是保护我们的文化，保护西藏的特点，最重要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这听起来很好，但仔细阅读全文，人们会感觉对于达赖喇嘛“最重要还是政治”，文化只是一个借口。(金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