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由于心理危机干预尚未纳入国家灾害应急体系，地震初期，心理干预在灾区未能得到足够重视。而对于已患精神疾病的患者，医疗救助政策尚不明晰，地震伤员免费治疗政策中难见“精神伤员”身影。

　　与此同时,国家在灾后救援中开始注重对心理危机的救助,这被认为是一大进步。

　　目前，部分接受了心理危机干预的灾民正走出阴影，但还有患病未能充分治疗的灾民游荡在安置点。而专家认为，灾民心理危机集中爆发期为3个月到一年。

　　□本报记者 杨万国　四川报道

　　身份证上的张娜，秀眉大眼，双眸明亮，有些像韩国明星宋慧乔。

　　张娜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4岁的女儿聪明伶俐，在北川幼儿园读中班。丈夫从百货公司下岗后，两人在北川县城开了一家办公用品商行。

　　去年，丈夫在北川路政大队找到工作。张娜独立经营商行，生意红火。两人还在县城买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住房。

　　在5月12日下午2点28分之前，在生活了32年的小县城里，张娜过着幸福温馨的生活。

　　而目前，张娜正躺在他乡的医院里，等待心智的慢慢恢复。

　　丧女之痛，张娜疯了

　　姐姐半夜醒来，被妹妹吓了一跳：张娜眼睛睁得很大，一动不动盯着她

　　那天早晨，张娜送女儿到幼儿园。看着女儿蹦蹦跳跳跑进大门，张娜返回商行照看生意。此时，丈夫上班去了。

　　地动山摇那一刻，张娜从商行冲出来。大地裂开了口子，山上飞石陨落，破碎的建筑里钢筋张牙舞爪露出来。

　　被人发现的时候，张娜倒在街边废墟和尸体中间，小腿和胳膊被钢筋贯穿，眼角有鸡蛋大的血包。

　　救她的人把钢筋从她体内拔出，然后把她扶到空地躺下，又去救别人。

　　丈夫找到她时，张娜全身是血，几乎认不出来了。“她很痛，但是神智很清楚”。

　　5月12日晚大雨。13日早上，淋过一夜雨的张娜及北川四千多幸存者，开始攀越通往任家坪的2公里求生之路。张娜个高，丈夫已无力背起她。沿路他请了20多人轮换，才把妻子背到任家坪。

　　经过简单医疗处理，张娜被送到绵阳市人民医院。医生为张娜做了CT和X光，眼睛和大脑都没有问题。

　　病人太多，直到14日，张娜小腿和胳膊的创口才在另一家部队医院得到清理。

　　外伤控制后，张娜开始养病。

　　大家都避谈孩子，“想瞒着她”，姐姐说，其实彼此心照不宣，北川幼儿园紧靠王家岩山下，被倒塌的山体掩埋。

　　姐姐的孩子3岁，也在那里。听说400多个孩子跑出来几个，姐姐去了成都、重庆，还有绵阳的各大医院找。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登了寻人启事，一无所获。

　　姐姐一歇下来就哭个不停，但张娜没有哭。事后姐姐知道，5月20日那天上午，张娜背着她给幼儿园班主任打了电话。

　　“估计那时她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姐姐说，张娜生女儿时剖腹产，产后大出血。医生发现张娜有子宫肌瘤，又开刀清除，还是止不住血，最后切除了子宫。“她是从生死线上过来的，一天做了三次大手术，女儿是她的命根儿。”

　　5月20日晚，张娜躺在病床上，姐姐靠在旁边椅子上睡着了。半夜醒来，姐姐习惯性地看一眼她，被吓了一跳。张娜眼睛睁得很大，一动不动盯着她。姐姐问喝水不、上厕所不，张娜摇头。

　　天蒙蒙亮，姐姐爬起来，叫她，她也不摇头了，眼神呆滞，眼珠不动。医生说可能是很伤心，“没有多大问题”。

　　当天下午，张娜似乎好转。第二天又不对劲了，连手也仿佛不听使唤了。

　　安置点初期不接纳心理医生

　　一些安置点工作人员并不知什么是心理危机干预，甚至认为接受干预就是有精神问题了

　　如果张娜此前碰到黄国平他们，她或许不会发病。

　　黄国平是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绵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卫生大科副主任，同时是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

　　事实上，在张娜出现精神问题那段时间，黄国平正带领他的70多个队员在绵阳左冲右突，希望能进到灾民安置点，给那些受到惊吓和创伤的灾民做心理危机干预。

　　“心理危机干预越早越好，在美国，911那天，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和消防员，警察是同时进入灾难现场的。”黄国平说。

　　黄国平对自己5月12日那天的反应速度感到满意。那天下午，他就与卫生部取得了联系，向国家精神卫生办求援。

　　当天，绵阳市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组成立，黄国平任副组长。5月13日，工作组招募到了70多名有专业背景的心理志愿者。

　　14日，他们分成7个小组，奔赴九洲体育馆等灾民安置点。

　　不过，7支队伍带回的是沮丧的消息，很多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心理危机”是什么，甚至有些人以为，接受心理干预就是有精神问题。

　　绵阳九洲体育馆是地震初期最大的灾民安置点，最多时安置了数万北川灾民。

　　黄国平向记者展示了一份申请书，上有绵阳市政协副主席、卫生局长等4位官员的签字。黄国平说，5月16日，他拿着签字的申请书还是进不了九洲体育馆。5月17日，卫生部的心理援助专家组赶到，黄国平带着专家也进不了九洲体育馆。原因是他们没有这样的安排任务。

　　黄国平说,后来他们被当成了中科院的一个队伍,“蒙混”了进去。

　　当黄国平他们进去时，38岁的刘军疯了，全身一丝不挂，又跑又笑。他随后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刘军是北川县曲山镇人，地震夺去了他妻子的生命，家财尽毁。现在刘军已出院，在北川擂鼓镇的灾民安置点四处游荡。周围的灾民说，他时常沉默不语，四处扒土。

　　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九洲体育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主动找黄国平他们。

　　还有安置点的一个干部也曾拒绝了对灾民心理干预，没过几天，他哭着找黄国平。这位被殴打的干部面对一些情绪狂躁的灾民，无计可施。

　　到5月下旬，全国各地的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纷纷涌进绵阳，当地的干部才发现，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原来不是没事找事，黄国平他们的工作终于得以被重视。

　　5月31日，绵阳市在抗震救灾医疗救治指挥部下面成立了心理危机干预组，黄国平任副组长。

　　随着各地心理危机干预队伍的涌入，另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没有一个部门来统一协调，干预工作在初期缺乏有效组织。

　　据黄国平介绍，最多时，绵阳有30多支干预队伍，但彼此无协调。“有些干预志愿者并不十分专业，有些灾民被干预几十次，反复揭伤疤，有些灾民真正有问题的，却没有被筛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