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开始关注举报人王培荣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他是一个执著的人”。

　　虽然举报帖的命运，大都是失踪或淹没在信息海洋里，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并不气馁。

　　他反复重发，让那些帖子就像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出现。他记不清开过多少个博客，这处被封杀，就转战另一处。

　　“我不怕。”这位力学副教授对记者强调。

　　记者使用搜索引擎发现，这些帖子并不像一些举报信那样石沉大海，多少还能留下痕迹。

　　姜明安认为，王培荣靠的不仅是不屈不挠的意志，与他善用各种制度和非制度资源是分不开的。

　　“王培荣在维权过程中交替使用复议、诉讼等制度化途径和通过媒体、网络曝光、向党政领导反映、向专家学者求助等非制度化途径，造成了对侵权者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姜明安对本报记者指出，王培荣采用了网上实名举报的方式，敢于将举报材料公开接受监督，即使不可能字字准确，至少也值得重视。

　　徐州市纪委董锋专案组一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根据调查，针对泉山区委书记董锋的一些举报材料，存在失实之处，一些情况仍需核实。

　　姜明安说：“只要基本事实准确，应当允许出现一些错误。举报人不可能有力量和手段，做到完全准确无误。”

　　由于网络上存在着捏造的事实和造谣诋毁，姜明安认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对这条渠道加以规范。“整体来说，网络反腐的正面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

　　他还认为：“网络民意对主流媒体监督的缺位作了弥补，是另一种舆论监督。”

　　第一个发布王培荣举报材料的网站负责人说，徐州迅速拿出处理意见进行查处，让民众感受到了网络反腐的强大力量和效果。

　　通过王培荣对董锋的监督，一网络反腐人士认为，董锋迅速落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对网络舆论的日益重视。

　　今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回答网民提问时指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党中央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给无数的中国网民“转了正”、“打了气”、“撑了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上网观察民意，这让网友们感到振奋。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网民已达2.1亿。

　　另据检察机关公布的信息，一些地区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来自群众举报的线索高达80%。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前不久透露，北京检察机关重视从博客、论坛和媒体上筛选有关职务犯罪线索。

　　“反腐必须利用网络渠道”，姜明安说，“有时正规通道被卡住，网络至少是一条重要的辅助渠道。”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曾公开表示，司法与媒体、网络的关系日益重要。必须对网络上有关司法的消息作出及时反应，以正确信息引导公众，以真实信息抵制虚假信息，树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

　　实名上网的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也认为，在信息日益公开化、行政日益透明化的今天，对于网络上的那些“不太入耳”的言论，只要是不违反网络文明公约的，采取简单的封、堵、围、盖等做法会越来越失去效力，甚至会适得其反；及时公开信息、正确引导舆论才能争取工作的主动。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介入，既要正确对待，又要引导规范。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管委会主任项宁一，在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论文《互联网时代突发事件的传播应对》一文中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只处理、不报道”或“先处理、后报道”，或者试图封锁消息，既不符合党和政府的要求，实际上也难以做到。

　　举报腐败区委书记董锋时，王培荣在帖子里对江苏省副省长、徐州市委书记徐鸣说：“您可能不习惯我把内容公开到网上，没有关系，慢慢来，多了就习惯了。我在探索如何通过网络与领导交流的有效方式，百姓如何对领导有效地进行监督。”

　　让他高兴的是，市委书记显然重视了自己的呼声。

　　本报记者在徐州采访时，遇见一位在当地投资的人士。一年以来，她为了一事上访，东奔西跑，身心俱疲，不禁向记者感慨：“漫长的上访，老百姓根本玩不起。”

　　“我也准备上网。”她说，这是受了董锋案的启发。(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