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之争，有一些硝烟弥漫的样子。我没有仔细看争论各方的文字，因为多年交往，卫方兄也好，何兵老弟也好，都是老朋友了，大抵知道他们的“前思后想”。老实说，如果真的是讲司法“职业化”、“民主化”，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因为这都不是坏东西。而且，何况各方都是饱学法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卫方教授多年关注司法体制，提倡司法改革，主张双管齐下的解决思路：一个是外部的问题，可谓宪政国家路线，即如何建立起一个拥有政治民主、以宪政为基础的司法运行体系；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可谓司法职业化路线，即如何完成法官的职业化建制。所以，卫方教授的司法职业化关心的是，法官必须首先对他的法律职业负起责任：以司法为首要之己任，而且能够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活；反之，法官绝对不能以其他什么为首任，哪怕是民主化也不能成为取代司法职业化的借口。有了职业化这个里子，就不怕法官们(或者说司法权)直不起腰――这种直，不是基于一种匹夫之勇，而是缘于一种职业化精神，其主心骨是服从法治也。卫方教授不反对政治民主化，但坚决反对“司法民主化”，因为他担心在司法里面，这一“民主”化，会把司法职业本身化没了。

　　何兵教授出身北大，原是卫方教授的高徒，深知民主的好处，是以大为推崇“司法民主化”。为此，他主张，“从司法权属于政权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我们自然可以导出政治民主化包括司法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必须落实到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民主化，否则即成空中楼阁。拥护政治民主而反对司法民主，恰是叶公好龙”。在司法民主建设这一问题上，他还表现出对于历史上或现实中的陪审制情有独钟，以及对我国现实中的司法机构官僚化问题的颇有体会(例如院长设置的官僚化，法官对于当事人态度的官僚化)。他也不惜批评主张司法专业性的人，将“历史上多次被批判的司法神秘主义的再一次抬头，是将司法的专业性无限拔高，从而为司法塑造神秘的外衣并进而造神――法官”。

　　要是搁在平时，我觉得，观棋不语真君子最好。因为这场争论如果从字面看，确实难以看出什么你对我错来。但在今天，我觉得有几句心里话还是想说说。任何学术争论都要看时节，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依我看，当此之时，我可是宁愿支持一下卫方教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何兵老弟的讨论放错了时间。现在突然不知从哪里刮出来一阵风，斥责司法职业化诉求。在这个时候，卫方教授大声呼吁不要走回头路，实际是智勇者之为。我等法律业界人士，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此时，何兵老弟来吆喝“司法民主化”，岂不给人造成错觉。实际上，也可能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种效果。提倡司法民主化，或许不是坏事，或许有不少道理，但似乎应选择时间。

　　人民主权喊出来只要一秒钟，但是民主路行起来却实在艰难。冠以“人民”者，未必真民主。人民司法，也未必民主司法。何谓“人民司法”？“人民司法”乃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法制”的体化于外之者也。“人民法制”是活跃于革命时期以及革命后时期的一种法制，是我们学习前苏联的苏维埃经验，以人民的名义，把法制作为工具，从速建立的国家暴力机器之一部分，旨在配合革命或者说巩固革命成果。人民法制的根本任务，就是从速从快镇压反动派、实施土地改革等，建立和维持革命秩序。在苏维埃根据地或者边区政权时期，我们开始有了人民法制的雏形，建国后，通过加速建设，迅速建立了可谓典型的一种“人民法制”，通过它迅速巩固了革命政权，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法制都大有功劳和苦劳。老实说，在革命时期或者革命后一段时期，为了革命成功，把法制当成刀把子，实行人民对反对派的“法律恐怖”，这是可以理解的。革命嘛！但是，到了今天，当我们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建设，甚至到了讲“和谐社会”的时期，到了已经在宪法中庄严承诺要建设法治国家的时期，那就不宜再把法律仅仅当工具或者刀把子了。十余年来，法学界精英提倡建设法治国家及“法治的司法”，其用意即在于要将“人民法制”和“人民司法”根本转型。

　　“人民司法”好听，但是我们要的是与时俱进。这大概才是真问题。

　　(作者：龙卫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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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应朝专业化方向努力　　

　　我认为法律职业的建构还是应该朝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去努力、去推动，职业化、专业化这条道路并没有错误，一个真正为人民作出贡献的司法群体，他们的语言，他们某些职业伦理的规范，偏偏是人民不大理解的。英国、美国的情况都是这样，他们绝对不会说为了让人民喜闻乐见，而把法律的语言的专业性去掉。

　　市场化与法治唇齿相依，所以现在面临同样的指责是毫不奇怪的。现在存在的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而是完全相反，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是市场化还没有达到彻底程度造成的问题。同样，现在存在的司法不公等问题，也不是司法改革有问题，而是司法改革没有完成、是司法不独立的结果。真正的司法责任的清晰化和明确化，司法权运行中的中立、透明，都没有做到。司法改革在不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要走回头路，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贺卫方：《不走回头路》，2008年7月12日《经济观察报》

　　-司法专业性不应排斥司法民主性

　　“司法民主化批判者津津乐道的一个理由是，司法活动如此复杂，涉及专业术语的理解，法律要件的推演，普通人民无法理解，遑论参与。此言的实质是，人民水平不行，无法参与司法。我以为，这是历史上多次被批判的司法神秘主义的再一次抬头，是将司法的专业性无限拔高，从而为司法塑造神秘的外衣并进而造神――法官。为了造神，我们给法官们披上了法袍，但结局如何？“法袍穿在身，我心还是那颗心！”我考察瑞典法庭时发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全都便服上庭，国家不为他们配发任何服装，无论是法袍还是西装――正义与法袍无关。而瑞典司法的公正廉明又是举世公认的。

　　无论造神者的良苦用心为何，造神的最终结局都是蔑视“人”，具有反民主性，对此造神者自身和社会大众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我当然承认，司法有其专业性，专业术语和法律推理确非常人所能操持，这是职业法官们存在的理由，但不是职业法官们垄断司法权的理由。作为辩论，我想请教批评者们，这些复杂的法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法律不是议会里那些非专业人士表决出来的吗？当代社会，立法的重要性、立法的程序和实质复杂性远远胜于司法工作，我们可否因此要求人大代表必须法科毕业？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司法的专业性并非高高在上、一枝独秀，专业性还表现在行政和立法过程。这个国家不仅法官在执法，行政官员也在执法。如果专业性构成是排斥司法民主的理由，则它同样是构成排斥行政和立法民主的理由，最终使民主无容身之地。

　　——何兵：《司法民主化是个伪命题吗？》，2008年8月25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