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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部地方法规规章限制北京新市民民生权利，导致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或存隐忧，律师学者联名上书，力促新北京人获享市民待遇

　　★ 特约撰稿/北柳

　　在北京，苏琪生活了8年，她是一名电脑程序员。

　　每一次打电话回家，亲戚都会羡慕地说：“妮子啊，你现在是北京人，不简单啊。”

　　苏琪便会呵呵笑两声，让对方感到自己的谦虚。其实，她知道，这完全是自嘲。

　　苏琪只是所谓的600万“北京新市民”中的普通一员。他们远离故乡，在北京长期工作、生活，一直被视为“暂住人口”。在他们中，定居趋势与被排斥感同时与日俱增。

　　近年来，以同城待遇为指向的居住制度改革呼声日高。

　　2008年8月28日，知名公益律师李方平和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一份七千余字的《公民建议书》。

　　“我和这座城市，永远在两条平行线上”

　　李方平，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住在北京的10年中，他获得了很多荣耀。2006年，他代理河北邢台输血感染艾滋病案，被评为“2006年河北省十大法治事件”，“天津乙肝歧视第一案”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首。

　　与自己的现实难题相比，这些荣耀不值得一提，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自1998年6月进京工作生活以来，李方平的户籍一直留在外地。李方平感到麻烦事很多。

　　2006年，李方平报装固定电话，发现北京网通规定，“客户户籍所在地或注册登记地不在北京市的，客户应按北京网通要求办理相应的担保手续，或者办理预付费的业务(服务)”。李方平找不到也不愿求有北京户籍的市民办理所谓的担保，选择办理预付费业务。

　　李方平没有想到的是，预付费业务与后付费业务一字之差，让他在北京网通推广的一系列优惠活动中遭受到不公平待遇。

　　性情温和的李方平终于爆发。2008年8月1日，他以歧视对待之名将北京网通公司诉上法庭。

　　苏琪在报纸上看到李方平这场官司，“都是异乡人，我完全能理解，也有切身体会。”她到北京第二年，想把户口办过来，兴冲冲地去派出所询问，一位警员懒洋洋地问道：“在北京连续3年，每年纳税达到80万元了吗？”

　　苏琪诧异地摇头。

　　“或者，你能证明自己是一个近3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警员继续问。

　　苏琪依旧摇头，他觉得自己“好卑微”。

　　那位警员终于抬起头：“回去吧，看你这样，也就一普通北漂客，全北京好几百万。”

　　在北京，外地人迁入户口而完全享受北京市民待遇，需要较高的条件——文化艺术名人、体育明星；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各类金融机构在京注册的总部董事长等高管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或者留学归国的急需人才。

　　仿佛受了羞辱的苏琪，在接下来的一年多中，不再提与户口有关的事情，“省得烦”。“我和这座城市，永远在两条平行线上。”苏琪低沉地说，如同一位落魄的吟唱诗人。租住的小屋窗外，南三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

　　律师李方平也有类似的烦恼。这位曾经发表多篇“公民建议书”的律师，终于决定和胡星斗一起，向高层提交有关北京户籍问题的公民建议书。后者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失衡的公民权利

　　“一次选举都没有参加过。”苏琪说，“在这里，我俨然成了丧失政治权利的人。”

　　她询问居委会，被告知，“户口在外省市而现居住在本市的人员，一般应当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不能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的，由本人提供户口所在地出具的选民资格证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进行登记。”

　　小苏很无奈，“离家那么远，谁会大老远跑回老家去参加选举或者开张证明？”

　　“选举权或许还有些形而上的，房子，却是实实在在的形而下难题。”苏琪说。

　　2008年年初，苏琪想买房子，但被居高不下的楼价弄得有些心灰意冷。她的一位挚友，因为是北京户籍，已经开心地住进新房。“她买的是‘两限房’，很便宜啊。”

　　所谓两限房，是指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此类房屋较普通商品房更低廉。

　　北京官方文件规定，“两限房”的销售对象为“具有北京市户口的中低收入家庭”。2007年4月，北京市开始集中开发 “两限房”，以调控不断快速攀升的房价。

　　“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的新市民却被‘两限房’排除在外，这不公平。”李方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买不了低价的“两限房”，买不起高价的市场房，苏琪觉得，“将来几年的单身生活里，继续租房，靠谱些。”

　　奥运开幕前一个月，房东却找到苏琪，提出加价，“都奥运了，怎么着也要跟着涨点。”苏琪不服，用豪气干云的语调表示:“会在一个月内搬走。”

　　很快，她还是屈服了，“都在涨，相比之下，住在原地，还能省去一笔中介费和搬家费。”

　　苏琪向一个好友诉苦，对方的话让她“差点吐血”。“他是北京人，他说自己可以弄到廉租房，便宜得很了。我的烦恼在他看来居然成了笑谈。”

　　北京市政府关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两个管理办法，都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制定的。

　　《若干意见》显示，廉租住房的受众是“城市低收入家庭、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

　　“很显然，部分外来在京工作人员也应该包括在‘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可是北京市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对此只字不提。”李方平和胡星斗说，“这不合理。”

　　“当然，北京市也做了些努力。”李方平说，他所指的，是所谓的“北京绿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持有“北京绿卡”，可以“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本市市民待遇。异乡人从“北京绿卡”上看到了在这座城市长久生存的信心和热情，苏琪也打算办一个。很快她发现，“绿卡不是灵丹妙药”。“绿卡”族的孩子虽然一直在北京就读，却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而此时试图回到老家报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孩子的学籍不在老家。”

　　“部分一时想不开的孩子无奈自杀，让人不免唏嘘。”李方平说。

　　苏琪还是单身，尚无子女就学的担忧，就业上的不平等遭遇却是经历过。在成为电脑程序员之前，她曾打算做一名京城的出租车司机，“可以赚钱，又可以跑遍京城，四处玩玩。”苏琪很快就放弃了。她看到《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和《北京市小公共汽车管理条例》中都规定，驾驶员应当具备的条件之首便是本市常住户口。

　　“北京户口、北京户口……”苏琪回忆往事，突然爆出一句字正腔圆的北京话，“你大爷。”

　　除了司机等市场化的职业外，“北京户籍”也卡住了外地在京者跨入公务员队伍的脚步。

　　李方平和胡星斗认为，北京市招考公务员惟户籍论不妥，这与《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中的原则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