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发展的“短板”

　　清醒认识与全面把握制约中国和平发展的“短板”、“软肋”与“盲点”

　　文/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

　　从新的历史起点继续负重前行，需着眼内外两个大局的深度复杂互动。这要求我们应清醒认识与全面把握制约中国和平发展的“短板”、“软肋”与“盲点”，从而迎难而上，争取更大辉煌。

　　从“短板”看，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备受制约。国内不少地方仍盛行本位主义与发展“惟GDP论”，不惜牺牲环境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执行节能减排不力，致使环境退化与生态承受力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增长对海外能源资源需求不断增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长期化加大中国发展成本，国际能源资源竞争日益加剧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海外供应。

　　在总体上我国当前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知识产权、技术标准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既要通过加快自主创新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又需兼顾扩大就业。

　　因此，在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国际保护主义再度抬头，针对“中国制造”的摩擦打压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外部经济环境转趋暗淡险恶，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难以为继，扩大内需亦非易事。

　　二是公民社会管理与基层政权建设滞后。由于社会管理机制与水平尤其是相关法制严重滞后，一些基层政权或因软弱涣散、贪渎腐化、管治不力而失信于民，或因简单粗暴压制而招致群体抗争，致使党和政府公信力流失，黑恶势力有抬头之势，严重危及政治与社会稳定。

　　三是综合安全保障能力不足。和平发展需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增强综合安全，但综合安全保障需求不断增长与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四是软实力建设缺乏成效与竞争力。中国和平发展的软环境复杂严峻。全球化、信息化与对外开放致使国内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未充实成熟。文化体制缺乏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均不够，以致“中为洋用”、“西风盛行”；教育改革存有误区，公民与法制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欠缺，伦理价值存在扭曲现象；西方价值观与“普世价值”大举渗透，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享乐主义等错误腐朽思想盛行，国家与民族认同被弱化、文化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软肋”看，一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积聚多发、社会风险上升；二是国际反华势力与境内外敌对势力加紧勾连滋事，中国和平发展将面临反华与敌对势力的更大干扰；三是周边安全环境动荡不定、地缘依托受侵蚀；四是金融安全暗流汹涌、易引发复合型危机；五是重大自然灾害增多、危害加大。

　　从“盲点”看，一是中国加速发展引发外界多重复杂反弹。某些西方大国加紧“联手制华”，将交替使用“利益攸关方”与“战略对手”的对华双重定位，软硬兼施、多管齐下，利用合作、防范遏制、规范引导与渗透演变交织并举，尤其变本加厉地压中国承担超负荷的“大国责任”。

　　另一方面，中俄印巴等新兴大国彼此借重与互利合作居多，但中国相对领先势头突出，难免招致疑惧戒备。而西方更恐新兴大国“抱团”，极力利用与制造矛盾、分而制之。

　　此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华期待日渐上升，视中国为“全球大国”，盼中国提供更多发展援助，在国际事务中代其仗义执言。

　　二是对全球公民社会与公共外交缺乏有效应对。全球化使民族国家中心地位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地位凸显，由国际NGO、跨国公司、国际舆论、国际政党等构成的全球公民社会影响上升、穿透力增大。西方对华颠覆渗透，将更多改采“政府退居幕后、重点假手全球公民社会”的新模式。同时，公众民意、利益集团、国际组织推动外交“多元化”与“透明化”，公共外交愈加重要，主权国家政府主导的传统外交转型压力增大。

　　三是全球治理将给中国带来多方挑战。气候变暖、疫病蔓延、能源短缺、金融动荡、网络安全、非法移民、走私贩毒、国际有组织犯罪等各类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各国需采取集体行动与增强多边合作，国际规则与机制约束力增强，全球治理方兴未艾。向国际组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考验中国传统观念，应对“问题国家”挑战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保护责任”暗含对华干预风险，可以说，对全球治理承担“大国责任”冲击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与立场。

　　当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改革迫近，有关各方围绕“责、权、利”的博弈更趋复杂。而我国高层次多边外交专才匮乏，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实权人物”屈指可数，规则制定与投票权仍很有限，参与多边机制受到制约。对国际体系演变前景、风险与体系改革研究不够，对自身在体系中的角色定位缺乏明确界定。这些都是带有紧迫性兼具长期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