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发出了最强音———“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那么，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显著特征之一的传统户籍制度，其改革力度的大小，被社会普遍认为将成为建立城乡一体化格局的标志，甚至有媒体预测，至2020年之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将有实质性突破。

　　但这种观点却遭到了有关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根据他们对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解读，中央确定的城乡一体化进程，重点不在户籍制度的改革，而在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实现。如果不能够解决附着在户口问题上的经济问题，简单地取消“城市人”与“农民”的界限，这种狭义的户籍改革，将不利于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户籍研究专家王太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他们一致认为，在新形势下，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没有准确的时间表，相反，将会适度放缓，而一切都取决于如何保障农民利益。

　　党国英：应当对“农民”称谓法定化

　　记者：您一直反对户籍改革的浪漫主义，原因何在？

　　党国英：下一道城乡户籍统一的政令是容易的，但要把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关系理顺却不容易。有关方面正在考虑将城乡户籍完全统一起来，中国居民不再有“市民”和“农民”的区分，全部都要变成“居民”。若果真如此，农民在就业、子女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诸方面将不再遭受歧视。但事实上，克服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歧视会有不同程度的困难。

　　这是我反对将户籍改革搞浪漫主义的根本原因。

　　记者：按照您的说法，如果实现城乡户籍统一，会面临什么“难题”？或者说，必须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

　　党国英：究竟什么东西让农民、让政府为户口问题犯难？答案似乎既简单又复杂。户口问题离不开利益两个字，这是简单的道理；但利益摆布让各方面都满意又很不容易，操作起来似乎颇为复杂。

　　第一个难题是城乡户籍完全统一以后，农民如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利益。

　　就目前的形式看，就业和教育的问题正在向着平等化的方向前进。最难的问题是原来的农民在户籍统一以后能不能享受原城市居民的“低保”(包括一定年龄后的基本养老保障)。如果不能享受，户籍统一的意义就不大了。各地区的低保水平不同，用各地区的低保标准减去农民的实际收入，如果有差距，由政府补给，需要多少资金？考虑到政府已经有的资金，还需要新增多少资金？

　　记者：接下来的难题呢？

　　党国英：第二个难题是城乡户籍完全统一以后，国家如何操作支援农业和农民的政策？

　　城乡户籍登记完全统一了，从道理上说谁是农民就不那么容易识别了，至少少了一个“法定”的识别标志。可是，如果要帮助农业生产者，尤其是要通过“直补”的方式来帮助农业者，就更应该对“农民”有一个法律上的界定。

　　实际中已经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例如，已经有政策要给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亲提供养老补助，可是户籍统一以后，一些农村老人住在了县城，在身份上与城市居民没有了区别，补贴还怎么发放？能不能按土地补？好像不行。一些城市人租种了农地，搞休闲农业，他们应该获得政府农业补助吗？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解决。

　　为了帮助农民获得平等权利，需要取消专门针对农民的身份歧视，但又要为了更有效地支援农业发展，需要识别农民的身份。看起来不在于要不要有身份的规定，而在于身份规定的经济含义是什么。需要做一种技术性的研究，在身份规定方面提出一个方案，与农村整体改革协调起来。

　　记者：按照您的表述，您是否反对在将来的户籍改革中取消“农民”这一称谓？

　　党国英：上面已经提到了，我们要实现农村土地的流转，延长农民土地的承包权，当户籍改革将“农民”一词抹掉的时候，都变成了“居民”或者别的称谓了，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主体？相反，我认为，不仅不能取消“农民”这一称谓，还应当对其进行法定化，用法律的形式对这一概念进行固定。我并不赞成目前很多地区改农民为“居民”的做法。

　　“农民”应当是一个高尚的职业称谓，本身并没有任何应当遭受歧视的因素。我们需要改的就是，如何从思想意识中认可“农民”的概念，而对于农民本身而言，也应该扭转“自卑”的心态，因为在新形势下，农民正在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和身份。

　　记者：无论是否保留“农民”的称谓，传统户籍制度改革早晚要进行，那么您能否给读者一个预期？

　　党国英：真正要彻底进行户籍改革，必须等到在农村完成了这样的变革，即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这个要求的最终目标，我认为是两点：一是，收入上城乡基本一致，甚至农民收入略高于城市居民；二是，如道路、文化设施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准达到或接近城市。再加上教育、社保等问题的解决，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实现其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