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8年9月，中国多位中高级官员在襄汾溃坝和“问题奶粉”等重大事故中因问责而辞职或被免职，其中包括山西省原省长孟学农和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

　　孟学农已经是2003年非典以来的第二度辞职，这引发了公众对官员问责制前所未有的关注。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认为，这是官员问责制走向制度化、常态化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认为，问责是表现，关键是要明晰岗位责任。现在强调任期制，就是要明确官员的权力和责任，以利于监督。另外，问题奶粉等事件也引发人们思考，政府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他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而是要到位。该监管时要监管，该依靠市场规律办事时就不要过多干预。

　　探索市场经济中行政管理的边界，这是中国改革走入第30个年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课题。

　　事实上，这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是一致的，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可分。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也便伴随着加大力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及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最近撰文指出，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是中国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之一。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

　　今年的一项重要改革——被人们称为“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通过减少职能交叉等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高效率的服务，同时，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

　　房宁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30年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的30年。

　　比如，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了起来，注重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30年来，国家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制定了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律师制度和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建立起来。“依法治国”被确定为基本方略。

　　刘春表示，“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之间仅一字之差，却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标志。

　　另外，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党内民主不断扩大。党委内部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进一步完善，推动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更加注重发挥党的全委会的作用，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党委全委会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

　　在四川的雅安，在浙江的台州，党代会常任制已经试行了一段时间，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李君如认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特点。

　　十七大报告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

　　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房宁认为，终身制的废除非常重要，这让一大批年富力强有所作为的干部充实了进来，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组织保证。

　　监督机制的完善，进一步确保了权力的正确运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7年6月，监察部正式成立。这些年监督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了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活力不断增强。房宁认为，当前基层民主的发展，不仅仅包括了选举的民主，还包括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发展和完善。

　　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向人家学习，但也不能妄自菲薄，既要积极推进，但也不能盲目发展急于求成。

　　专家们认为，中国将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李君如表示，他相信，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能够创造出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孟娜　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