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巴黎劝归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的三人小组两手空空返回。从现有的证据看，杨湘洪出走前后，其家人一度表现得很“忙碌”，随后，温州市委下达严格的封口令，三人小组成员不得私自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违者纪律处分。不过，那位在网络上写小说讽刺“杨不归”的网友却要面临“追查”(今日本报A11版)。

　　最近，我们老是被一些事情的真相，折磨得身心俱疲。封口之举让人费解，难道这里还有什么不能公之于众的东西吗？

　　在这样一个信息社会，任何对信息的屏蔽和封锁，都只能招来更为激烈的突围和碰撞。官方权威信息不主动公开，恰恰为各种版本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的流传，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流言滋长，谣言飞舞，只会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更大更深的伤害。

　　温州式的“信息屏蔽”，绝非个案，这类做法似乎相当流行。只是因时因地会略有差异，但共同点是，公众都会花费很高的代价对抗谣言，甄别信息真伪，最终社会要支付高额成本为其买单。例子很多，比如早期的非典就是个典型案例，而新的素材也在不断涌现中。

　　比如，三鹿奶粉事件和广元蛆柑事件，当地都有瞒报行为，最终都酿成波及全国的危机事件；当三聚氰胺混进饲料、鸡蛋之后，农业部的说辞也难让公众满意，先是解释这是极个别的企业行为，又说或将出台限量值标准，但接着又辟谣说媒体的“农业部回应问题鸡蛋的新闻”不属实，这番说辞搞得公众更加迷茫。

　　同时在一些公共案件的信息处理上，也同样不无瑕疵。周正龙案、杨佳案，我们已有所领略，在哈尔滨警察打死人案上，视频的剪辑，信息的选择性公开，让公众吃尽了追寻真相的苦头。可是有关方面并未吸取教训，前几天的江西上饶陈振翊案，再次让我们看到了那熟悉的一幕，陈振翊所住楼层的摄像头被警方拆离；日前的深圳高官猥亵11岁女孩案，最为关键的酒楼厕所摄像头也“不翼而飞”。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主动屏蔽信息，或选择性公开信息，似乎成了公权力在特定情势下，处理信息的第一反应。

　　这样的行为，会给公众造成信息迷乱，可能会让民意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对公权力产生信任危机，而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恐怖所在。从食品安全问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不信任感的弥漫，对这些产业的杀伤力。这样的惨烈局面，在当今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尤其令人心痛，可这或许就是民众在知情权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脚投出的抗议票、反对票吧。

　　回到杨湘洪事件上，我们会发现政府机关对民意触觉是多么的麻木。从现有的证据看，杨湘洪的出走并不是临时起意。在他出走前后，其家人一度表现得很“忙碌”，而且，杨湘洪可能被调查的风声，坊间已流传半年。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还是带队“出游”了。老百姓都能发现问题，为何没有得到体制内监督者的高度重视？

　　可以说，假若还是继续漠视公众的知情权，不肯俯身倾听民意，不肯虚心接受公众监督，那么外逃官员绝不会止于杨湘洪。而且从以上那些事例我们也看出，只有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才能修复政府的公信力。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代施政的起码理性就是“公开”。(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