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沈阳市民温洪祥向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和市政务公开办等部门递交了一份《沈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沈阳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市)政府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单位事业性经营收入等财务账目，以及政府各部门年度财务审计结果。沈阳市政务公开办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由于国内还没有先例，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难度极大，这个公开可能不会一蹴而就，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11月17日《人民日报》)

　　聚焦

　　难度究竟在哪里?

　　口庾向荣

　　市民要求政府公开包括吃喝账在内的账目，有着合情合理的依据。但政府有关部门的回应是“难度极大”，这个难度究竟来自哪里?按照政府部门的说法，一是没有先例，二是信息极其敏感。显然，这并不是不公开、少公开的合理理由。

　　正因为没有先例，市民温先生的申请就更有意义。如果定期公开政府的财务账目早已成惯例，市民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申请。如果一直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公开，那么就永远不会有真正公开的那一天。打破陈规旧习，总要走出第一步，这也是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用立法来推动政务公开的意义所在。

　　正因为极其敏感，市民温先生的申请就更有价值。信息极其敏感，说明这样的信息市民极为关注，说明这样的信息承载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市民能够从中读出很多内容。同样也说明，公开这样的信息，更有利于发挥信息公开的监督职能，规范政府机关的行为。

　　从技术上来说，公开吃喝账也并不存在任何难度。机关不论大小，都有一本账目，即使是单位的“小金库”，也是有账可查的。因此，除了那些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信息，其他的都应当无条件公开。更何况《条例》已经实施数月，地方政府也都出台了相应的落实措施，即使以前做得不够规范、不够到位，《条例》实施后也应积极整改，达到《条例》规定的要求。

　　那么，公开吃喝账的难度究竟何在?我想还是在观念上。首先是不想公开，也就是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对政府机关来说，接受监督，特别是社会的监督，就好像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总归不适意，因此，能不公开就不会公开，能少公开的就不会多公开。其次是不敢公开，谁都知道公款吃喝之盛，以及隐藏在招待费背后的种种“猫腻”，甚至是腐败行为，一旦公开不就是把自己的丑事亮了出来?

　　当然，公开吃喝账的难度还在于缺少必要的惩戒机制，避重就轻，甚至拒不公开，并不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因此，在无所畏惧面前，没有比“有难度”更体面更婉转的理由了。

　　我都替政府作难

　　口衙外

　　我相信沈阳市政务公开办这位负责人所说的“公开难度极大”是其“肺腑之言”。

　　首先，且不说各有关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肯定不愿公开，就算他们在外力———比如人大机关———敦促之下公开了相关费用，可如果公开后的费用远远低于公众的预想，又有谁会相信呢?而如果这公开的费用远远超出公众心理承受能力，又该怎么去安抚公众内心的愤懑?公众不相信，政府无疑需要澄清，但最可能的结果是越澄越不清，越解释越麻烦，说不定会由此又扯出一个查检部门“小金库”的问题来;公众相信，弄不好，政府可能要接受“你们何以如此贪婪”的质询，甚至还可能导致相关官员引咎辞职。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出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的活儿。

　　其次，这还不单指政府与公众之间，更指当地政府其他地方政府之间，试想，即便是沈阳市豁出去了，做这个“出头椽子”，他们又该如何面对其他兄弟省市政府的讥笑与埋怨……想想这些，头都会大了。为此，我们也就可以想象温洪祥最终将得到什么样的答复，经媒体这么一闹腾，置之不理恐怕不至于，但给你一个“目前时机不成熟，待条件成熟后再作处理”或“由于历史等原因，目前尚不能履行公开义务”等答复，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结果。

　　政府难啊，真的难!我如此设身处地地为政府着想，替他们作难，绝非替政府开脱，事实上，我或许比温洪祥先生更想看到公开的账目，不仅如此，就我看来，有待政府公开的还不止上述这些，对诸如官员财产、官员个人情况等等领域，也迫切希望公开、透明。但很显然，在目前的现实之下，如果我们不希望政府随便对付出一个账单来糊弄我们的话，所需要做的就是先来检视一下我们在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还有哪方面工作可做，除了改革政府部门的自我监督机制外，更要敦促人大、政协等部门切实负起责任，此外还要进一步放开舆论监督的手脚，非如此，不能揭开政府的“集体隐私”———这或许正是温先生的这个“不情之请”给出我们的再一次警示。

　　自证清廉当为权力自觉

　　口盛翔

　　政府部门花销，之所以会长期以“敏感”为由对公众“保密”，其实是对“税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种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无知”。在宪政意义上，税收不是一种无需理由的强制搜刮，而是一种“交易的价格”，是一种“雇佣的佣金”。公民让渡出自己财产中的一部分，是为了“购买”政府向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可以说，财政支出的合理性程度决定着征税行为的合法性程度;而公布政府部门的花销，正是证实财政支出合理性的必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开招待费、差旅费之类的行政花销，看上去似乎只是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实际却是政府部门自证清廉的根本需要———是的，政府部门应该有自证清廉的权力自觉，因为清廉是政府的立足之基，只有清廉的政府才是值得民众信任的政府，只有清廉的政府才可能是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政府当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清廉之名。而对政府花销的“秘而不宣”，只会加深人们的猜测和怀疑，唯有及时公开才能自证清廉。这个意义上，市民申请公开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实际是给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自证清廉的机会。

　　当然，公开政府部门花销，既可能是自证清廉，也可能是自证贪腐。之所以“敏感”，实际也正在于大有自证贪腐之可能。但是，如果没有“必须公开”作为必要约束，那么自证清廉不仅毫无可能，相反却为暗地贪腐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不能公开的总是有猫腻的”这种合理的联想推断之下，公众只会加深对政府部门清廉性的怀疑。某种意义上，拒绝公开政府部门花销，不仅会失去自证清廉的机会，相反却会让自证贪腐成为一种合理的推论———而这，才是政府部门真正应该感到“敏感”的所在。(庾向荣 衙外 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