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是“新中国第一只股票”这个故事的主角——秦其斌、黄贵显。

　　24年前，他们和其他人一起，联手做出了一个“出格”的创举：秦其斌把新成立的企业“飞乐音响”改造成了股份制企业；黄贵显冒着风险把“飞乐音响”股票卖了出去。

　　在股民的集体记忆中，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的始作俑者之一。

　　现在，每天有亿万人关注着股市，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入市融资。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一度达到30余万亿元峰值。中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在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秦其斌说，“上海飞乐当时的融资规模才一万股，每股50元。”

　　在深秋的上海，两位已经淡出江湖、颐养天年的老人，向记者揭开了当年在上海创售“新中国第一股”的一幕……

　　不明白股权还是债权，就搞了股份制

　　故事始于1984年。这一年，黄贵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任经理。秦其斌则面临了一个新的机遇，而这个机遇像一根导火索，最终改变了包括他俩在内的无数人的命运。

　　1958年，秦其斌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专业，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1984年，他成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

　　那时，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喇叭，给电视机厂做配套。秦其斌上任的这一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文革的阴影也已经越来越远。那是一段令人轻松愉悦的日子，城市街头、公园里的集体舞正在流行，《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的歌声，是最好的伴奏，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望。此外，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城市，上海街头也开始出现音乐茶座，这些，都为音响设备的生产提供了需求。

　　秦其斌对市场很敏感，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扩大音响设备的生产。他的想法，被主管部门同意了，并允许他创办一家集体企业，专事音响生产，但在资金、产品完全由计划支配的年代里，这家完全属于计划外的企业创办所需的资金，却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

　　一个偶然的时机促发了他的灵感。秦其斌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有老工商业者聊天时，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股票”这个词，第一次被秦其斌所知，但从这些老工商业者的聊天中，秦其斌理解的“股票”，也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

　　能集到资，当然是件好事，秦其斌回厂里后，提出了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的想法。

　　就在这之前三年的1981年，一个叫作“国库券”的词，开始被普通公众们所知。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作为中期政府债券，国库券年息4厘，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自发行第6年起，一次抽签，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每次偿还总额的20%，10年还本付息。

　　秦其斌那时认为，国家集资发行“国库券”，企业集资发行股票，一样的道理。他并不知道，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双方是债权关系，而后者双方是股权关系。他发行股票，实际上等于把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

　　“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秦其斌回忆说。

　　就这样，这个现在谁都能看明白的道理，那时却偏偏没有几个人弄得明白。好在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人们并不抵制创新与探索。几乎没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在当时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量个体户的情况下，飞乐音响成为全国的特例——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如今，回想起飞乐音响的诞生，秦其斌还是觉得，在那时它就像一个“怪胎”，在谁也说不清它算什么类型企业的情况下，诞生了。

　　一个经常“脑子发晕”的人，成了证券“拓荒者”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飞乐音响发行股票，黄贵显走入人们的视线，开始了自己的证券人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成为了中国证券行业一个真正的“拓荒者”：第一家代理股票发行、第一家开设证券交易柜台、第一家推出国库券交易、第一家代理发行B股、第一本证券业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教材、第一本股票年报……这些背后，都有黄贵显的名字。

　　今年7月，在上海常熟路171号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一间会议室里，80岁高龄的黄贵显满头银发，依旧头脑清晰。老人有一个相册，里面都是他经历过的一些历史照片，这当中，有大家为飞乐音响、延中实业发行股票召开研讨会的现场，也有中国最早进行股票柜台交易时的情景……照片讲述的，是黄贵显的人生，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健全过程的反映。

　　与秦其斌当时对股票毫无概念不同，有着旧上海金融从业经验的黄贵显，懂得股票的内涵。1946年，18岁的黄贵显经亲人介绍，进入属外商银行的广东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勤奋好学，半年之后就告别练习生，开始负责记账和管库，不久又当上柜组负责人。

　　解放后，黄贵显成了人民银行的专职信贷员。上世纪50年代，到处模仿苏联模式，银行要求信贷员必须得有三套本领：懂贷款、懂会计、懂生产。为此，黄贵显几乎天天下企业，这让他深深体会到企业的难处：必须提前一年上报资金计划，资金的使用很死板，专款专用；财政只投资企业基础建设费，且从不足额拨付；银行是财政的出纳，机制也很死板……

　　文革期间，黄贵显被打成黑标兵，先是在崇明干校劳动，后来被下放到无线电一厂当工人。这一经历，使他对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有了更深的了解。“企业很不容易，要上什么项目总是缺少资金。”黄贵显回忆说。

　　文革后，黄贵显由于精通金融业务，很快被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李祥瑞从企业找了回来，继续在银行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为拓宽资金渠道，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黄贵显担任静安分公司经理。信托的功能是“集社会资金为企业服务”，一开始的服务范围包括委托贷款、租赁等。

　　回忆往昔，黄贵显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当时脑子发晕了”，但就是这个“发了晕”的脑子，干了很多别人不敢干的事，黄贵显把这些事，统称为“出格的事”。

　　“出格的事”之一，是有军品生产企业还不上银行的贷款，黄贵显就支持企业开发民用产品，再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回款。此举在当时被定性为“搞乱了统购统销的计划”。

　　“出格的事”之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全纺织局下面有50万职工，住房难是个大问题。黄贵显跳出来，在连商品房都没有的年代里，给纺织局贷款盖房子，黄贵显戏称这是“中国最早的房贷”。

　　“出格的事”之三，是由于严格的计划经济，黄贵显发现同一个工业系统内，经常有的企业在银行有存款，有的企业却需要在银行贷款。贷款时，还要走严格的计划，需要财政系统的批准。以纺织系统为例，工人多，利润低，还要背贷款利息。黄贵显就搞了资金调动中心，类似于企业互助储金，在纺织系统内，存款企业和贷款企业可以互相调配资金。此举被银行系统称为“自挖墙角，杀自己的饭碗”。后来，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企业财务中心，便来源于此。

　　除此之外，黄贵显还根据企业需要，用“晕了的脑袋”，开发了技术改造贷款、节能贷款等“出格”的事。在金融系统开会时，他时而是被批评的主角，时而是受表扬的典型。

　　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是黄贵显所追求的。1984年，已经56岁的黄贵显，终于迎来了股票的到来。

　　“保本付息”，使“小飞乐”一天售空

　　秦其斌想要利用发行股票的方式为飞乐音响筹集资金，在没有证券公司的年代，只能由银行代理操作。在那时，银行之间也是分口负责的，工业企业的融资，理所当然要由工商银行来完成。而黄贵显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开始打报告，申请代理发行，等待上面审批。

　　由于黄贵显经常做“出格”的事，放下股票姓“社”姓“资”的问题不说，就是它对银行自身的影响，也引来了很多争议：“大家都去买股票，银行存款外流怎么办？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为保证飞乐音响能顺利发行，黄贵显立下军令状：“第一，绝对不复辟旧社会的证券市场；第二，绝不把外国的模式如数照搬；第三，不让国家损失，不搞投机倒把。做得好请领导推广；做不好，由我承担责任。”

　　实际上，从1984年起，上海已经有一些企业采取向职工集资的方式融资，为了规范这些准股份制企业及其集资行为，198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先行一步，制定了《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同年8月10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办法并颁布实施。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股票管理的政府文件。

　　两个多月后，1984年10月23日，秦其斌的顶头上司——上海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也正式发文批复，同意在电声总厂内，新组建一个集体性质的音响公司，作为在改革中的新探索，工商登记名称为“飞乐音响公司”，新公司的资金来源，就由发行股票自筹解决。

　　秦其斌和黄贵显的合作由此开始。

　　秦其斌回忆提及以黄贵显为代表的工商银行的操作团队时，说：“他们内部也是有计划的，让谁来操作这个事情也是偶然。接到任务，大家热情都很高涨，写报告、出主意等。”

　　以内部职工为发行对象的飞乐音响融资方案很快就做了出来，1984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批复同意发行“飞乐音响”股票。

　　新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出现了——新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全部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共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由于后来上海电声总厂也重组上市，改名为飞乐股份，飞乐音响便被俗称为“小飞乐”，而飞乐股份被称为“大飞乐”。

　　1984年11月18日，是一个秦其斌一生都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公司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创立大会暨开业典礼，一家小小的新生企业，却吸引了包括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内的许多人到会祝贺。

　　在原计划中，飞乐音响的股票，只考虑对内部发行，但由于之前在面对当时的记者采访时，秦其斌曾表示股票会面向社会发行，结果秦其斌原意中的“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意即面向社会”，被人们理解成为对普通公众发行，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不得以，飞乐音响发行股票时，拿出了10%的股份，面向社会个人发行。股票面向社会公开融资的功能，竟是因这个充满偶然的原因，第一次展现在开始面对市场经济的中国人的眼前——而这10%的股份，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被抢购一空！

　　吸引起社会广泛兴趣的原因，是飞乐音响发行时“保本付息”的规定，同时实行“自愿认购，自由退股”，按银行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算股息。

　　以今天的视角，就从“保本付息”这条来看，飞乐音响与其说是股票，还不如说是企业债券。但在1984年时，人们并不明白这些本质区别。

　　“要是没有保本付息这一条，老百姓谁敢买啊？”秦其斌说，“上级一开始不允许我自己买，我就汇报说，如果我不买股票，下面职工会有意见，这才让买了1股。2000年我退休后，都抛了。”

　　由于是新生事物，飞乐音响很快便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运作机制、管理上都出现了问题。”秦其斌回忆说。股份制这种所有制形式如何认识是第一个问题，承不承认这种所有制形式，成为一时争论的焦点。激烈的争论，对于已经诞生的企业，实际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当涉及到企业的管理时，遇到的麻烦直到今天仍让秦其斌觉得艰难。

　　在当时，大部分政府部门都没有管理股份制企业的经验。秦其斌回忆说，工商登记就是一个麻烦。“现在工商登记很自由，到工商局登记时，几个股东签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查一下有没有企业重名，没有重名，就算被承认了。那个时候不行，一方面‘公司’是个行政级别单位，一家小小的企业不能叫公司；另一方面，企业必须要套到既有模式里管理，而既有模式只有三种：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少量的个体经济。”工商局的人问秦其斌，飞乐音响算哪种模式，秦其斌自己也说不清楚。

　　随后，不停地妥协和迁就，成为秦其斌的主要工作。“你不迁就怎么生产啊！”秦其斌说。以所有制形式为例，为了妥协，秦其斌在工商注册时，只好把飞乐音响归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飞乐音响在当时是以分红的形式体现其股东利益的。但1986年初，它的第一次分红就因集体企业的身份遭遇了困难。“小飞乐”第一次分红时，经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每股分红35元，而后又决定，股东自己再出资15元，配售一股，分红和扩股结合起来操作。

　　秦其斌记得很清楚，分红后不久，一个税务局工作人员走进他办公室，指责说：“你们分红就是私分国有资产。”秦其斌答：“我们不是国营单位，是集体的。”这位工作人员说：“集体也是国家的。”

　　秦其斌不得不选择做检讨来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