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高”此起彼伏，高楼暗战在中国各大城市展开。高楼已成“快中国”的消费符号。

　　□在经济基础和城市荣誉的双重作用下，城市用摩天大楼这一最浅表的形式表明着向国际化的迈进。高楼热，是建筑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心理。

　　□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的“摩天大楼指数”揭示一种“百年病态关联”：大厦建成，经济衰退。在金融危机下，难道要一语成谶？

　　11月29日清晨,总高度达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正式破土动工,总投资额预估高达148亿元人民币,建成后将有望成为新的“中国第一高”。

　　仅一天后,11月30日下午,还是因为高楼,国人神经再次被牵动:上海昆明路江浦路口在建的尚凯商务大厦突然起火,因楼层太高,消防水枪无法控制高层火势。

　　两条新闻对比,生动映照出高楼生态喜忧两面。

　　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城市荣誉感也在“膨胀”,每个城市都在用高楼为自己争一席之地,高楼似乎也被赋予代言所在城市经济奇迹的“标识功能”。

　　人们不禁要问:“第一高”真的那么重要?这种白热化的竞逐又起自何时?摩天楼不可逆转地竞赛,从建筑科技的角度来看,人类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对高楼带来的具体效应,应有哪些科学、严谨的论证呢?

　　身边

　　广州有多高

　　卡车司机朱士勇三天没睡好觉了。

　　太累了!三天,从无锡到广州,每周,他都要这样两地往返,运送一种特殊钢材。

　　这些钢柱子,支撑起现实广州新地标———广州新电视塔,也支撑起广州这座城市企盼已久的“高度梦想”。

　　8月28日,新电视塔454米高的内圈封顶时,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打出“世界第一高塔”的字眼。其后,“世界第一”被尴尬地证实为误传,但610米的目标高度足以成就当下“中国第一高塔”。

　　和这个“中国第一高”发生关系后,朱士勇这两年就做一件事:装上钢柱,从无锡出发,狂飙三天高速,抵达广州新电视塔工地。

　　说这话时,他车上的三根大钢柱都还没有来得及卸。钢柱静卧车上,粗壮得震人心魄,17米长、40吨载能的长挂车每次也只能运三根。

　　货车不远处,这些焊到塔上的钢柱纠缠着刺向天空,顶端的望起来就像苗条的筷子。塔基下方,“造世界第一高塔,建一代传世佳作”的巨幅标语,无声地宣示着这庞然大物的气魄和身世。

　　“看着看着这家伙就慢慢长高了。”朱士勇说。到2009年底,电视塔160米的桅杆安装完成后,它将携610米的高度“一览众山小”。

　　“原来有这么高啊!”朱士勇听到确切的数字时,有点不相信。他手搭凉棚抬头看着,一个劲地感叹“广州人有钱”。对于自己为“中国第一高”运送装备,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光荣,布满血丝的眼睛顿时闪出一丝活悦的色彩。

　　新电视塔对面,珠江另一边,是另一个高度竞赛,另一场荣耀。珠江西塔工地的木工老刘说,每天上去干活“都要坐10多分钟的电梯”。在老刘们的敲敲打打下,西塔现已明显超越周围的建筑。

　　11月29日,西塔建设方特地举行了“两天一层”世界新速度新闻发布会。

　　这座在建的广州第一高楼、全国第二高楼,位于广州新城市中心的中轴线上。60亿的总造价、432米的建筑高度,使它在设计之初,便注定成为了未来广州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

　　因为它的出现,让当了11年“老典型”的中信广场,摘下了“广州第一高楼”的帽子。1997年建成时,中信广场还是“华南地区第一高楼”,两根标志性的钢针指引着广州的砥砺奋进,成为广州的地理坐标和心理坐标。

　　巧合的是,中信和西塔,一座雄踞天河商业圈,一座傲立珠江新城,前者表征广州的现实活力,后者透射着广州的未来影子。11年,广州商业地图的城头变换,不过是天空上一个数字的擦除,和一个新数字的书写。

　　2007年6月6日,西塔迎来了属于它的加冕礼:地下室工程完工,同时上部工程全面开工。此后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它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按照规划,2009年11月3日当它竣工之时,地下4层、地上103层的主塔楼和28层的附楼将巍然显现。与之呼应的“姊妹楼”———珠江新城东塔也即将于2008年底前开工,2013年年底完工。

　　届时,珠江新城,三塔辉映,“高度决定影响力”。

　　全局

　　蔓延的低氧狂欢

　　如果还有人提起爱群大厦,那是美好的怀旧,还是世事的唏嘘?

　　1937年竣工时,15层、64米高的爱群大厦曾独领风骚,成为上世纪30年代广州最高的建筑,同时也成就了广州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高层建筑”。

　　时过境迁,广州的超高层建筑早已遮天蔽日。有据可查的资料显示,目前广州包括在建的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约有100多栋,18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已经有7000多栋,这一数字位即便放眼全球也位居前列。

　　仅在广州CBD中心珠江新城内,200米以上的高楼按规划就有18栋,而150米以上的高楼则有50栋左右。

　　这种高空低氧的集群狂欢,在中国其他城市同样蔓延着,一场高楼暗战在张扬地铺陈。

　　10月29日,重庆媒体报道,投资80亿元建设的重庆超高建筑群“嘉陵帆影·国际经贸中心”破土动工。其塔楼高度将超过455米,可达楼面高度甚至超过台北101大楼,稳坐西部第一高楼的宝座!

　　“东北第一高”、“华中第一高”、“中原第一高”、“西南第一高”、“华北第一高”等建筑名词也开始陆续闪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

　　在小陆家嘴地区,8月30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如期开门迎客。101层、492米的身段让它虽处高楼环绕之中,照样显得鹤立鸡群。当然,它现在还拥有已建成的“上海第一高度”头衔,但是这一头衔的“租期”已经确定了。

　　因为“上海中心”来了。

　　主楼设计为127层,结构高度为565.5米,总高为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有望于2013年竣工。建成后,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未来的中国第一高楼。

　　在这个名利场里,荣耀如烟云,你算准自己的高度,算不准别人的速度。

　　南京。2008年7月,南京新百主楼以249米的高度斩得“新街口第一高楼”封号。一个月后,紫峰大厦381米的主体结构即告封顶,楼顶在9月竖起69米的灯塔后,将一举攀上450米的最高点,成为江苏第一高楼。据说,站在紫峰大厦上看玄武湖就像看“洗脚盆”。“南京长高了一倍”。

　　“天堂”杭州。这里一向不以高楼闻名,如今他们说,“天堂”的高度是300米———8月28日上午,杭州国际办公中心的开工,总投资约50亿元,主楼高逾300米的国际办公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第一高楼。

　　首都北京。这里对高度持有敏感,出于对古都风貌的保护,始终对建筑高度加以限制。但北京其实一直在长高。2007年10月,北京国贸三期以330米封顶,超越当年8月竣工的银泰大厦,成为了北京第一高。

　　天津,津塔336.9米。郑州,会展宾馆280米。重庆,国际金融中心400米……

　　即便在一些二线城市,新式的摩天大楼也在照亮着高度梦想。

　　2008年4月15日,广西柳州市宣布建西南第一高楼———该楼高303米、超过60层、计划总投资40亿元。目前,广西最高的大楼为南宁地王国际商会中心,高度仅为276米。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这十个字证明,李白不仅是诗人,还是预言家。如今,峻峭挺拔的摩天建筑已经塞满中国的众多角落,李白的夸张诗意变成颤巍巍的摩登现实。

　　意义

　　摩天隐喻

　　腰身的肆意抽拔,是一种充满刺激的竞逐。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曾因故“搁浅”了四年之久,在它停工期间,台北已建成了480米高的101大楼,于是环球金融中心从460米临时加高至492米,暂时性地捧得了世界第一高的美名。

　　而在上海中心大厦项目上,有相关人士喊出“届时肯定是上海最高楼,要不然我们做了也没有什么意思”的豪言壮语。

　　阿联酋的迪拜塔,为了独享世界第一的殊荣,甚至一直对它的最终高度保密。

　　人们不禁要问:第一真的那么重要?这种白热化的竞逐又起自何时?

　　追根溯源,时间指向了19世纪70年代,在建筑领域的芝加哥学派诞生后,摩天大楼的种子,自此如此迅速地播撒向世界各地。

　　当新技术在高层建筑上的应用演变成现实,19世纪建筑业的转折开始了。20世纪的摩天楼也不可逆转地开始萌芽。从建筑科技的角度来看,人类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对高楼带来的具体效应,建住方、地方政府甚少有科学、严谨的论证。

　　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伴随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城市荣誉感也在迅速“膨胀”,高楼似乎也被赋予代言经济奇迹的“标识功能”。在经济基础和城市荣誉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用摩天大楼这种最外显、最质朴、同时也是最浅表的形式表明自己正在向着国际化大步迈进。

　　“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超级摩天大楼,使得它们能够在地图上崛起。它们希望向发达国家显示它们已经赶上来了,它们现在也同样拥有修建摩天大楼的财力和技术。”美国芝加哥高楼和城市生活环境委员会负责人安东尼·伍德不无刻薄地说。

　　从这个角度看,此起彼伏的高楼热,与其说是孤立的建筑现象,倒不如说它暗合了中国现今发展阶段特定的社会心理。

　　有专家就指出,尽管对陈旧与时尚、先进与末流等基本二分问题依然认识不清,尽管在生态、环保、安全、商业价值等关键节点上仍存争议,但对现实中国而言,至少在现阶段,它表现出自己是如此热望高楼。

　　高楼隐喻着强有力的复兴希望和自信生活的心理磁场。对此,上海市城市规划院城市规划二所所长王嘉漉作了精辟的比喻,他说:上海人在中环内都能看见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大厦。就像他住在浦西潍坊新村的外婆,每天炒菜时只要从厨房窗户望见这两栋高楼,就觉得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检视

　　谁的竞逐谁的隐忧

　　透过越来越密集的城市景观,如果我们足够警惕,会发现一些特别的身影。

　　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超高层建筑设计领域的大腕,正在中国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

　　过去的十年里,SOM承接的中国项目占其全球项目的比重由1%陡增至30%。因此,俯视中国版图上的摩天大楼,端详这些“城市名片”,总能发现SOM的“水印”。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97年—2007年大陆第一高楼记录的保持者———上海金茂大厦。

　　大楼大生意。

　　摩天高楼总是处于被检视的命运,但高楼总是源源不断地矗立在城市的天际,一锤定音者则是商业社会的价值法则和城市野心的双重驱动力。

　　开发商成为这套价值法则的坚定践行者。商业价值的诱惑、对高售价、高租金回报的期望,直接促成了他们的原始动力。据了解,地标建筑往往会得到高出同一地区其他项目20%至30%的租金和售价,更会带动项目中的其他业态的升值。

　　开发商之外,各地的“城市运营者”———政府官员理所当然地担纲了实践城市野心的重任,长官意志和政绩观念下,为城市“增光添彩”、代表了城市经济实力者除了高楼,似乎别无其他,“用高度说话”成为了建楼的首要标准。

　　但更多的专家开始质疑这种对摩天大楼的竞争。他们用了一个专业术语:“高度痴迷症”,浪漫,但透出着苦楚。在他们看来,高楼之争也被概括成“陈旧的时尚”。

　　在此评价之下,有关摩天大楼的种种弊病被集中起来进行“暴晒”:巨大的投资、高额的运营管理成本、高于普通建筑的危险系数、难于维系的生态与环保等。

　　成本。当然也是大生意的一部分。由于抗震、防火等需要,超高建筑一般全部使用钢结构,建造成本往往是一般的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建筑的数倍,再加上维护费用,代价惊人。

　　以金茂大厦为例,这座420米高的建筑,总投资50亿,每平方米造价达2万元,每天开门的维护费用就高达100万元人民币。而据专家测算,3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在功能上的需求和经济效益的平衡。

　　因为高昂的成本和运营费用,殊途同归的凄婉故事一次次上演。

　　2007年底,原“中原第一高楼”———郑州裕达国贸以2.73亿出让竟无人问津；更早以前,佛山市52层高的“国际商业中心”建设中途资金告罄,6年后拍卖时,标价2亿元都无人注目；因亏损拍卖,评估价值26亿元的广东国际大厦起拍价16亿元竟无人应声,而更多的高楼要么在建设途中成为“烂尾”,要么在大规模闲置和低出租率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安全。对于超高建筑来说,突发事件造成的“杀伤力”远远高于一般建筑:

　　11月30日上海昆明路江浦路口在建的尚凯商务大厦突然起火,大火从5层狂烧至20层,消防车赶到现场后,因楼层太高,消防水枪竟无法控制高层火势；

　　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的惊世一撞,近1万人花了9个小时才将楼内办公的10万人营救出来。

　　而上海金茂大厦也曾做过试验,请一群身强力壮的消防队员从85层楼往下跑,结果,最快跑出大厦的一个队员也花了35分钟。对于被大火围困的人来说,人生能有多少个35分钟?

　　隐性危害也在暗中滋生。比如地面沉降,这直接导致了摩天高楼的广受诟病。据媒体公开报道,上海浦东区陆地面积下沉现象日益严重,陆家嘴金融区地面已平均下沉3厘米；金茂大厦附近更下沉达6.3厘米。而陆家嘴金融区启动十几年来,平均每12天就崛起一幢约30层高的大楼……

　　“摩天大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技术活,而是一个社会系统。一座摩天大楼不是孤立的,你不能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它实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分析道。

　　在杨保军看来,中国很多城市造摩天大楼,虽然硬件上没有问题,但在软件上却不一定能跟上。在关涉更为深远的生态保护、科学规划上,一幢摩天大楼背后潜藏的问题也远远未有穷期。

　　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1999年总结出了“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in-dex),这一惊人发现被称为“百年病态关联”:大厦建成,经济衰退。

　　在充斥着资本市场图腾崇拜的摩天大楼身上,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必然也会相应显现。过去100年中,摩天大楼指数便已频频“显灵”,记录惊人———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华尔街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相继落成,之后纽约股市崩盘,并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纽约世贸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再夺全球最高,后发生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楼取代了西尔斯大厦,亚洲发生金融危机。而金茂大厦在1998年封顶时也遭遇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洗礼。

　　如果真有“高楼魔咒”,我们宁愿多讲点吉利话,如果没有,我们宁愿“科学发展”地相信:一个现代化的家园绝不仅是满地高楼。(见习记者徐剑桥记者胡亚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