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度以为，在猛烈的舆论倒逼之下，公权力会更审慎地明晰权力边界，不过分干预私权，不盲目垄断信息，不忽视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逐渐重拾对民意民权的敬畏之心。

　　在这样善意的假设前提下，在以“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等“领衔主演”的一系列的所谓“诽谤案”中，在“杨佳案”中，在“林松岭案”、“林嘉祥案”等系列公共案件中，我们再次见到了公众舆论和媒体监督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让人倍感欣慰。

　　近期，在“出国考察门”中，我们又见到了民间舆论力量。一网友发帖曝光“江西新余人力资源考察团”、“温州赴美培训团”出国费用清单之后，公共舆论立刻洞穿“考察门”。在舆论监督穷追猛打之下，江西省从速处理了“新余考察门”，而温州官方却翻来覆去拖而不决。日前也终于“下定决心”：温州对市委组织部门的分管领导和考察团的正副团长，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理。

　　最严厉的惩处是“警告处分”，不知持续关注的网友对此是何感受。依据经验，不用点开跟帖，估计就能想见网友们幽默的质疑。但这是一种“含泪的幽默”，这样的“警告处罚”，似乎是在警告公众：适可而止别再纠缠了！换句话说，你再纠缠又有何用，一个“警告”就能让你奈我何？

　　这和日前某地行政执法局吴局长“以人格担保麾下城管队员没打人”的论调别无二致。虽然吴局长也承认可能存在“合理碰撞”，但都“人格担保”了，公众还能怎样？只是，“警告处分”可有一点惩戒诚信和反省力度？更不要说它能起到什么“以儆效尤”的作用了。仅警告两个责任人，对团员未采取任何举措，只需如果横向比较一下，新余至少还让当事人承担了旅游景点的费用。但“警告”既出，不容申辩。

　　更可悲的是，这种舆论监管的乏力并不仅体现在“温州考察门”，在文章开始列出的公共案件中，都能发现舆论监督黯淡之处。而究其根源，舆论监督乏力在于公众实质上相关权利的贫弱。在旁听席位有限的情况下，在选择性发布的信息面前，公众法定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随之变得缥缈起来，知情尚且艰难，遑论监督制约。 (李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