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立法项目、草拟、审议和通过等不同的立法程序中，应当给不同的利益阶层提供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竞争平台，以保证立法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的整体意志，并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拓宽立法渠道，努力开创一种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多元化立项机制和起草机制，成为立法中的当务之急

　　“国家出台一部法律，多个部门都要出台配套法规，有必要吗？”“一部条例，通篇都在设定行政许可，这样的立法思路行得通吗？”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近日举行的立法项目论证会上，与会专家对一些项目中体现的部门本位现象提出尖锐批评。(见昨日《羊城晚报》)

　　立法中的部门本位现象由来已久。作为地方立法机关启动立法项目论证，严守“门槛”防止立法中的部门本位带入立法规划中，无疑极需肯定。这次立法项目论证会审议的，是省政府各部门等提出的100多项立法建议项目。我们看到行政机构轮流登台一项项“游说”，争取“入围”，却没有看到公民提出的立法建议项目进入论证程序，普通公众更是缺乏登台“游说”的制度化管道。尽管一些专家对立法中的部门本位现象有一些尖锐批评，但谁能保证缺乏行政相对人利益表达的“立法项目论证”就能够遏制住部门立法这一沉疴。

　　因而，打破单一的立法建议和立法起草模式，拓宽立法项目的来源渠道，扩大公民对立法建议的参与，是实现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必需。按照亚里士多德所作的经典阐述，法治的要义应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一是已有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必须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在我国，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法治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使得立法的缺失已不再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禁锢，法本身是否公平、公正，是否真正称得上代表了人民共同意愿的“良法”，便日益凸显出来。

　　然而长期以来，立法程序中单一的部门建议立项和部门起草法规模式，限制了“良法”的合理实现。尽管这一传统的立法渠道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回避的是，它也更多地束缚了立法空间的伸展，并导致有些立法中部门利益倾向突出，从而直接影响到法律创制的质量。

　　虽然从理论上说，对法规立法和草案的论证、审议、修改和通过，能够不同程度地淡化和遏制立法中的“部门色彩”，但鉴于现行审议的程序，人大代表的自身素质，以及人大代表介入该法规草案还受制于时间、空间等诸多因素，因此，这些程序也难以真正或有效消除“部门本位主义”的不良后果。

　　法以调整社会关系为目的，每一项立法都涉及到诸多阶层和方面的利益。立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即通过对各种权力和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实现利益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体现公平与正义。因此，在提出立法项目、草拟、审议和通过等不同的立法程序中，应当给不同的利益阶层提供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竞争平台，以保证立法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的整体意志，并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拓宽立法渠道，努力开创一种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多元化立项机制和起草机制，已然成为立法中的当务之急。(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