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安监局原局长谢光祥因涉嫌受贿日前被“双规”，此前河南省安监局局长李九成也因受贿落马，更早些时山西、浙江等地安监局长也相继出事，于是，媒体报道直指安监系统“高危职位”的困局难以破解。

　　其实，官场的“高危职位”现象何止安监系统，早些年，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一一落马，云南、四川、河北等省交通厅高职官员也纷纷倒下。于是交通厅长也被视为“高危职位”。后来，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职位亦曾被舆论划入“高危”之列。从表面看,官场“高危职位”皆拥有实权：或人权，或事权，或财权，且处于“一夫当关”的要害位置，身处此位者，只要一句话，一个批示，就可能改变某个人或企业的前途命运。这些掌权者是各种矛盾和利益纠葛的焦点，也便成为了“糖衣炮弹”重点攻击的目标，稍有不慎，便可能挂彩。

　　以往，人们对于身居高位手握重权者，往往寄予其政治觉悟和道德设防，但事实证明，在价值观、利益诉求多元的今天，单凭个人的道德素养来抵御诸多诱惑常常是靠不住的。无论任何权力，只要监督制约缺位，让权力处于不设防的境地，那么，权力的腐败便是必然的。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近日公布的近三年审理职务犯罪案的调研报告显示，一些被人忽视的芝麻小官也能犯下成百上千万的腐败大案。其中就有清洁队队长贪污220万元，小出纳贪污230万元。三年来该院所审的21件“小官大腐败案”，涉案金额竟高达3.4亿元。

　　“小官大贪”说明权力需要监督，否则，任何官位都有“高危”之虞。但要保证官员的廉洁，不能单靠事后监督。事实上，近些年，各地反贪力度不断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水平也大大提高，但百密难免一疏，加之人为因素又令到监督充满弹性空间，让看似严厉的监督变成了田野里的“稻草人”。

　　所以，要防止官场的“高危”现象，关键还要以制度来制衡，一是权与利之间须有防火墙，官员不能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其次不能让权力绝对化,上下左右都无制衡；再者要令权力的行使程序透明、公正，最大限度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