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惯了政府对舆论监督的百般抵制,看惯了地方宣传部视媒体监督为眼中钉,看惯了两者间鼠与猫的紧张关系,所以看到有地方宣传部门主动向媒体提供舆论监督线索时很是惊讶。23日,参加云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报道的记者们,收到一份以前从未见过的材料——由该省省委宣传部提供的《重要报道提示》,提供了 “重复建设”和“铁路建设遭遇‘肠梗阻’”等2条舆论监督线索,并表示今后将不定期地提供这种线索。(12月25日新华社)

　　习惯于“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宣传部门,竟主动向媒体提供舆论监督线索。不是像以往盯、管、跟、限,而是似乎尝试通过提供线索与舆论监督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生态,看起来好像非常尊重舆论监督——不过细细分析一下的话,却发现并非如此。

　　首先看一下该省省委宣传部提供的这两则舆论监督线索,一则是各自为政、重复投资、花了钱不见效益的典型事例,一则是关于铁路建设遭遇 “肠梗阻”的问题——一方面,两个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鲜的舆论监督线索,都是众所周知的老大难问题,舆论早就曝光和监督过无数次,公众也早有了审丑疲劳,只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已,监督了也白监督。另一方面,两个线索虽然都是负面的、问题性的,但责任似乎都不能直接归咎于某个具体部门或官员,而是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到某个抽象的体制身上。所以,这两个严格说来并不属于舆论监督线索,至多只能算是没有新闻含量的 “软线索”。

　　如果真的欢迎舆论监督的话,应主动向媒体曝光某些公众最关注的“硬线索”,自曝某些可以直接追究责任的“政府家丑”:哪个政府部门的办公楼超标了,哪个领导决策的政绩工程出问题了,哪个部门违规使用了财政资金了,哪里的官员瞒报矿难了,哪个政府考察团使用公款借考察之名出国旅游了,还有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违法侵权、权力寻租、乱收费、乱罚款等——不提供这些反映权力腐败,将自己置于媒体监督之下的“硬线索”,仅仅爆一些众所周知、无关紧要,又无法直接究责、无法靠曝光解决的旧问题,这实质是对舆论监督的变相抵制。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提供线索”也有悖舆论监督的本义。社会为什么需要舆论监督,是因为出于利益考虑和政绩考虑,政府不愿正面或不想暴露某些问题——比如公款吃喝问题,作为既得利益者,政府和官员当然不想让人知道,也不想解决,所以需要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舆论曝光和监督的目的,是驱动和迫使政府去解决和处理。可既然政府已经“知道”某些问题线索了,为什么不直接、主动地去解决和处理问题,反当作线索授意媒体去 “曝光”。曝光了给谁看呢,曝光又是给谁压力,如此舆论监督还有什么意义?

　　政府提供舆论监督线索,表面看是支持舆论监督,实际暴露某些地方政府骨子里对媒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凌驾意识和领导意识,他们不是把自己当作媒体的监督对象,不是满怀敬畏地、谦抑地把自身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而是习惯于把自身的权力凌驾于媒体和舆论监督之上,把自己当成舆论监督的上级。说得很委婉是“向媒体提供舆论监督线索”、“提示媒体报道重点”,潜意识中实际是向媒体指手画脚,干预媒体报道。即使你舆论要监督政府,也要听从政府的命令,我让你批评你才能批评,我让你监督你才能监督。

　　监督与被监督在价值上是对立的,我总以为,两者应天然地保持某种距离。政府作为被监督的对象,如果真的非常支持舆论监督,不为舆论监督设置种种障碍,不动辄对媒体发号施令就行了,像什么“提供监督线索”、“发舆论监督奖”、“设诤言奖”之类,表面看起来是在支持,其实是以软性方式干扰正常的舆论监督。

　　(作者曹林,系新锐青年评论作者,现为《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