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30日电 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刊载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误区》文章指出，“李大钊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是一个误区，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内高层领导中提出的时间任意提前从而改变了历史事实。文章还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尤其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色彩。

　　文章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运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那么李大钊也决不是这一运动的第一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在中国的传播时，说了一句重要而客观的话：“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人在先”。

　　文章举例说，孙中山在旅欧期间，于1905年初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姿态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要求接纳兴中会作为第二国际成员。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在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时热情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辞”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可试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并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文章称，在同盟会的重要人物中，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等人当时在日本发表的一些文章不仅是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献，也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

　　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更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补充自己的革命建国学说。他的民生主义思想尤其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色彩。孙中山“崇拜马克思的学问”的思想倾向，对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理论家如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有较大的影响，并推动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激励着当时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合理与理想的社会而奋斗，也为他们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推动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及大革命失败以后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提出和贯彻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文章最后说，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决不能脱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共七大打破教条主义、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这一具体历史条件，也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前后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着手中国革命就称为中国化的开始。实际上，毛泽东在1938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在1930年代下期，从莫斯科归国的一些留学生短于实践，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而不善于联系中国的历史和实际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种教条主义学风极大地损害了中国革命事业。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口号便应运而生。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时限任意前移的学者恰恰忽视了毛泽东这一主张针对的是这种教条主义，毛泽东努力提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