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已实施了一年，但对于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来说，带薪休假仍是“空头支票”。为此，不管是坊间还是网络，要求政府“强制实行带薪休假”的呼声与日俱增。刘涛、鲁开垠等众多广东省政协委员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建议在金融风暴影响的这段时期内，广东应暂停员工的带薪休假制度(2月12日《新快报》)。

　　所谓言者无罪，政协委员当然享有真实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便只是为了自身利益集团的利益着想。但是，“暂停带薪休假”建议背后的两种话题背景尤为值得重视:一是，“暂停带薪休假”很可能已经不是一种言论，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二是，“暂停带薪休假”只是“为企业减负”名义下一系列劳动者权益割让事件中并不算最严重的一种。我们可以炮轰“暂停带薪休假”言论，却对事实上的“暂停带薪休假”无计可施;我们能够看到“暂停带薪休假”的建议，是因为其还算上得了台面，而那些更为严重的上不了台面的劳动者权益割让，却只有具体情境中的劳动者本人才能体会到。

　　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为企业减负”已经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金融危机中‘饭碗’远比‘福利’要重要”这样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或默认。因为在我们惯常的思路里，金融危机时企业生存困难，员工权益当然应该最大限度地作出让步，即使有违法律规定，似乎也并无不妥。

　　毋庸讳言，在压缩劳动者权益上突破法律底线，是一种典型的社会退步。试图依赖社会退步来走出经济危机，无异于一种赌博，不仅是短视的，更是危险的。为什么说是短视的呢?因为它只看到眼前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却没有看到此举对陈旧社会结构和严重不公既有利益格局的固化和加重。为什么说是危险的呢?因为它完全有可能将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危机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扩散。

　　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言，我们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的次贷危机相近，不如说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遇到的问题更相近。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当时的美国都在过同一个坎儿，即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确实，眼下的金融风暴对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影响有限，最大的影响是出在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领域。即便是针对耐用消费品频出“救市”政策，效果也很短暂或者很轻微。这是因为耐用消费品往往价格昂贵而又不是非买不可，没有一个充实的钱包或者对收入增长的充分信心，是不敢轻易掏钱或者贷款购买的。

　　走出金融危机，需要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需要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产阶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的罗斯福新政非但没有依靠割让劳动者权益来渡过危机，反而是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工会作用等来充实劳动者的权益，同时也保障了未来的市场购买力和走出危机的信心。所以说，社会进步才是走出危机的出路，企图拿社会退步来赌博则必输无疑。(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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