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67岁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客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长达两个多小时，获得近30万个提问。随后开幕的人大和政协“两会”第一次联手国内十大新闻网站推出“网络访谈室”，邀请代表与网民在线交流，在普通公民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新桥梁，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通道。

　　2008年，被称为中国的“网络监督年”，2009年伊始，“网络问政”就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新一轮的网络问政热潮中，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问政方式的变化，总理网聊、网友当选人大代表、网友调查委员会参与“躲猫猫”调查，网民纷纷走上前台，对于公共事件的参与不仅仅停留在虚拟世界。

　　另一个则是问政渠道的变革，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央视网，四大官方网站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改头换面，全力打造新的四大门户，加上传统的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商业门户网站，网络舆论领导权的争夺与控制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网民之重

　　从互联网在中国出现开始，凝结民意的功能就已经实现，但是，10多年的发展，除了网民数量的增长，网络民意如何现实化，却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突破，网络民意在绝大多数时候还仅仅停留在图一时嘴巴快活的阶段。

　　2002年2月，当年全国“两会”前夕，人民网第一次启动了“您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网上调查，这是可查的最早的针对政治议题的开放式网络民意调查，从那之后，诸如“我向总理提问题”此类的政治参与性网络互动遍布各大商业和官方网站，此外，从国家主席胡锦涛以降，各级官员到网络直播室与网友互动聊天的行为也渐渐成为常态，但这些政治参与几乎都停留至此，并没有下文。

　　从这个角度而言，2009年的云南“躲猫猫”事件和洛阳论坛版主当选人大代表，可以称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网民第一次有机会跳出网络，走上前台，不再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而能参与具体的公共事务。

　　“躲猫猫”事件中，网友调查团名不正、言不顺的“司法调查”最终以不了了之结束，版主当选人大代表，对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也同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动。如何运用新技术，实现良性的政治参与，显然还没有找到一条清晰的道路，但这至少证明寻找出路的努力已经开始。

　　两起事件的背后推手都是地方政府官员，这也说明，只要高层的意图明确，那么基层官员并不缺乏革新的冲动，总有一些体制内的官员试图改革现有决策和监督机制的积弊。而对于执政党高层而言，在可控范围内的网络民主并不是一个危及执政基础的洪水猛兽，反而是舒缓民间矛盾和情绪以及加强对基层官员监督的极佳途径，成本低、效果好，对于那些已经日常化了的基层官员腐败行为，网络反腐败，往往比纪委、司法等等繁琐的体制内监督机制更加有效。

　　因此，最高层对于互联网的态度明确化始自 2003年。“非典”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次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能够进入执政党非常倚重的内参报告信息渠道，也标志着互联网对于中国政治生态产生了实质的作用。

　　到2008年6月，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上网聊天，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网聊更加深入，涉及话题不仅包括金融危机、防止腐败、就业住房，也包括“剑桥扔鞋事件”、“吃菜做饭”、“打球锻炼”等。

　　到今天，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都有过与网友交流的经历，各地各级官员通过网络与公众沟通的次数已超过百次，逐渐成为了常态。

　　管制之近

　　在2008年新媒体高峰论坛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彭波曾说：“对汶川地震的报道，标志着网络媒体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在不少互联网新闻业从业者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表述，意味着新闻网站在中国新闻业中地位的确立。

　　但是，伴随着政治地位的确立而来的是管制。对于互联网新闻业的发展，管理者正在采取的措施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边是最高级领导对于网络地位的推崇，强化了网络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网络的管理、筛选同样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经过5年多的不断筛选和淘汰，目前中国互联网新闻业的格局基本可分为四大国有门户：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网，以及四大商业门户：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在新一轮的互联网新闻业大发展中，同为门户网站定位，两种类型可谓各有优劣。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跟网友交流时，第一句话就特意强调，人民网是必上的网站之一。最高领导人如此鲜明的支持无疑是这类网站发展最大的优势，而另一方面，在内容制作方式上，这些网站同样在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如今的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已经抛弃了板着面孔的党媒形象，越来越接近商业网站，同样以流量和人气为网站内容制作的第一诉求，而且，拥有采访权，可以提供原创的政治资讯和参政互动。

　　对于新浪、搜狐等商业门户网站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采访权，还仅仅是信息转载的平台。但是，与四大国有门户网站虽然具备强大的内容生产力，却受制于固有体制限制，缺乏人气的现状相比，这类网站的编辑们在多年残酷的竞争中，深谙网友兴趣，坐拥庞大的点击率和超高的人气，掌握着网络新闻领域事实的话语权。

　　“对于我们而言，最大的压力还是源自于同为商业门户网站的竞争。”腾讯网新闻中心总监李玉霄说，腾讯网具备的优势是先进的技术平台和庞大的流量，这正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四大国有门户网站目前所欠缺的，因此双方更多的是合作关系。

　　今天的互联网新闻业面临的环境，与上世纪90年代，传统媒体所经历过的剧烈变革的历史情境何其相似，那一波以迎合读者需求为第一要义的市场化报刊的迅速崛起，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党媒，掌握了部分实质性的舆论领导权。

　　对于管理者而言，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在应对新媒体的策略上，早已吸取了传统媒体管制方式的经验和教训，当年严格听命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党报系列纷纷丧失了实质的舆论领导权，这让舆论的控制变得艰难起来，但至少那一波市场化的媒体基本都是脱胎于党报党刊的母体，还在可控范围内。如果更加开放的网络媒体走到了那一步，则将变得不可收拾，管理者对此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也因此，培育既具备市场活力、超高人气，又“听话”的新媒体，争夺舆论的领导权，显然被政府看作是管理互联网新闻业的现实路径。

　　民主之远

　　对于成熟的民主国家而言，互联网新闻业的变革，更多的只是新闻业内部的事情，但对于中国却远非如此，网络带来的自由感和平等感，使人们把网络与民主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新技术会不会成为一个影响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最大变量因素？人们对此一直抱以期待。

　　在任何一个通向成熟民主制度国家的历史上，都没有网络这种新技术因素的出现，而中国则刚好碰上了。不管对于从业者和管理者，还是对于执政党和公众而言，这都是全新的命题，互联网为信息、辩论创造了新的公共领域和空间，它既包括鼓励民主的潜在行为，同时也为新的操纵、社会控制和传统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未来学家托夫勒说，技术和科学不是独立的可变因素，它们是某个社会体系和某个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网络只是一种实现民主的技术手段，是中性的，它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但本身不提供价值判断和导向作用，技术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是相对等的，技术并不能自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民主的复兴要求一种民主的媒介政治的产生。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说，民主的媒介政治具有双重策略，首先，它试图将现存媒介民主化，以使得它们更快地对公共利益作出反应。另一种则是从已经建立的媒介系统外部来发展对立媒介，并对主流媒介加以替代。

　　就中国的具体情境而言，将网民推到公共事务的前台和政治生活的现实舞台上，远远没有打造一个更加民主的网络舞台重要。但是，现存媒介的民主化仍然无法预期，而新媒介的民主化，似乎也不是坦途。未来的几年，对于传统媒介进行控制的同时，新媒介的控制如何进行，是一个系统工程。尽管如今，似乎还看不出什么系统性，像目前这样大规模的低俗网站整治之风，是第一次，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互联网新闻业需要规范管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管制互联网，天生的具有两层内涵，一涉及言论自由，二则是整治低俗之风，在具体的操作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而游移的。

　　从10多年前崭露头角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新闻业就被寄托了太多政治变革的理想，随着一年一度网络媒体对于“两会”等政治事务的参与，这样的政治理想被愈加宣扬，但不管是传统的官方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究竟能够承载多大的政治理想，始终是个让人无法乐观的命题。

　　在被问及网站未来5年的发展战略时，李玉霄说：“没有哪一个网络公司会做5年规划，因为这个行业变化和发展得实在太快。”技术的飞速进步和政策的变化，让这个行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也许正是这种无法被人为掌控的速度，将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带来新的变量因素。(田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