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职务犯罪中的一些量刑情节进行规范，防“贪官轻判”。

　　所谓“失之于宽”，也即近年来一种饱受诟病的现象“贪官被轻判”。许多贪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量刑却越来越宽，以至于有人对比后得出这样一个“算式”：贪污和盗窃要获同等惩罚，前者金额有时竟是后者的两万倍。比如“上海社保案”宣判后，有人与“广州许霆案”作对比，挪用社保金158亿元并造成严重损失的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仅获刑18年；而许霆利用ATM机故障提款17.5万元却一审被判了无期。

　　两高的意见是法律范围之内的，出台很有必要，很得民心。不过，某些贪官之所以被轻判，固然与法律体系的漏洞和概念的模糊有关，但最最重要的原因并非在此。在目前，贪官被轻判之所以频发，有更多的法外因素，或是法外与法内相勾连的结果，对此尤应详察。

　　形成这一现象，关键的因素是以下三种：一是司法者的素质不高，容易被收买，于是贪官因贪而得的经济实力往往能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二是权力干涉司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如果一个贪官不是倒得彻底，他的关系网没有完全被打破，他就有很大的机会得到庇护；三是公众对司法者缺乏有效的监督途径，于是许多离奇的判决都能生米煮成熟饭，乃至渐成“惯例”。

　　人间自有公道。预防贪官被轻判等类似现象的发生，更应该倚重的正是这样的“公道”，因为再完备的法律也难以“规范”所有的概念，穷尽所有的细节。而要使“公道”能够真正“逞威”，正如许多法律专家已经指出的那样，既要寻求司法的独立性，同时又要变目前的“精英司法”为“民主司法”，也即“具有高度透明度或能见度的司法”。简单一点说，就是案情和判决完全的公开。(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