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各级各地实际和内外环境变化，建立起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体系，应是这一改革的总体原则和最高目标

　　政绩考核是现代国家管理干部的通则。作为我国干部管理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政绩考核对激励和约束我国各级党政干部做出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与党的事业相符合、与人民的期待相契合的政绩，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政绩考核在我国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立和实施的时间并不长，这一制度从建立到健全和完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加之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党和政府的各项任务的先后次序、轻重缓急、难易程度时时处在变动之中，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发育程序很不平衡，因此对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也不可能有“全国通用粮票”。而从现实来看，人们对现有的政绩考核议论不少，改革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凡此种种，都表明建立真正反映时代要求、党的意志和人民期待的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人们对当前政绩考核的疑虑，主要集中在有的地方仍然难以摆脱”以GDP论英雄”的窠臼。在这种政绩考核指挥棒下，领导干部的升迁奖罚，被绑在了一系列与经济相关的量化指标的战车上，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由此产生了一些领导干部对经济指标盲目追求。为了在任期内快出政绩、多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往往不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的最大化，忽视当地财政、资源、环境等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导致“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这种唯GDP论的政绩考核不能继续下去了。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贯彻这一论断，结合各级各地实际和内外环境变化，建立起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体系，应是改革政绩考核体系的总体原则和最高目标。

　　政绩考核对科学性、实践性、操作性要求很高，我们对于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间的政绩考核体系，不宜求全责备，但必须管用，也就是要建立起为天才留空间、为中才立规矩、为庸才找出路的政绩考核体系。

　　这一体系，首先要既反映子孙后代的长远要求，又反映现实的紧迫要求。

　　从子孙后代的长远要求来看，人口、资源、环境这三大刚性约束，须臾不可轻忽。对这三大约束的自觉遵循和创新求解，既反映出一个为政者的历史担当，也检验着其实际才具。这三者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只能提高不能降低。

　　而现实的紧迫要求，既是指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和突出任务，也指当地社会各界最迫切的共同期待。就当前而言，总的目标是迎战世界金融危机、克服经济发展困难，而分解来看，则是扩大就业、维护稳定、统筹社保、实现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不仅不能降低要求，反而应该更加侧重做实。突出重点，抓住重点，是引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二法门，也是政绩考核的关键。因此，这些重点指标，也要占到与其重要性相当的权重。

　　这一体系，也要兼顾到时间的可追溯性和地区发展的差异性。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十年功。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和成效，可能因一时不被人们所认识而遭到否定；而一些领导干部的不恰当行为，可能在短期内因没有暴露而被肯定。因此，对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眼前，还要看长远，要“追溯既往”。此外，一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由于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济发展仍然缓慢；而一些在基础条件好、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也许只要付出较小的努力，就能取得较大的工作业绩。这种地区的差异性，要求对干部政绩考核中相同的目标设置不同的权重和系数。

　　此外，还要设立干部逢晋必考和退出机制。干部选拔条件应公正，过程要透明，不能黑箱操作。而对于考核不合格甚至连续不合格的干部，在诫勉谈话后若其工作依然不见起色，就得要有既对干部负责，又对人民群众负责的退出机制作保障。

　　尤其关键的是，干部的政绩考核，民意不能缺位。

　　为防止民意失真，一方面应科学设计制度，完善程序，确定参加民意测验的范围，并坚决查处民意测验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以保证测验结果客观公正；另一方面要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全面了解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工作作风以及在群众中的反映，全方位地了解干部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与对基层和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同时，对领导干部政绩应公示公告，真实掌握群众公认的程度，增强政绩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考核，就是要考清楚这个“福”在哪里，有多少，才是以人为本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