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全忠等5人再次来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商讨贵州化肥厂污染损害赔偿执行问题。遗憾的是，仍然没有结果。

　　这样的境况已经延续了12年。

　　黄全忠告诉本报记者，12年的艰辛执行令他们不堪回首，“我们写的各种反映信函多达数千封，耗尽了人力、财力、物力”。

　　从近几年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来看，要使环境违法企业受到法律制裁，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顾问吕克勤、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副教授杨素娟5月21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表明了这样的观点。

　　水质污染导致网箱养鱼死光 最高院终审判决养殖户胜诉

　　“一个网箱养殖户，一个大国企，本来互不相干。”黄全忠告诉记者，1994年9月发生的一起死鱼事件，将他们与贵州化肥厂的恩怨延续至今。

　　自1991年以来，黄全忠、杨兴、杨贵起、宋开胜以及贵州红枫发电总厂通讯分厂经有关部门批准，相继在贵州清镇市红枫湖水域进行网箱养鱼。

　　“前两年，我们的鱼都长得蛮好。到了1994年9月下旬，红枫湖水体水质严重恶化，我们的网箱养鱼也遭遇了飞来横祸。”黄全忠回忆说，几乎是一夜之间，网里的鱼全部死亡，“当时的湖面白花花的一片，全是死鱼”。

　　据黄全忠介绍，根据贵州省农业厅渔政部门核定，黄全忠等网箱养鱼损失22万多斤，直接经济损失达280多万元。

　　“鱼死了，我们总要查找原因吧。”黄全忠说，在调查死鱼事件的过程中，贵州化肥厂成了最大可疑目标。

　　红枫湖是贵州黔中地区最大的人工水库，也是贵阳市、清镇市的饮用水源地。而1987年建成的贵州化肥厂就坐落在红枫湖边。

　　“其实，在1994年9月这次特大污染事故发生前，贵州化肥厂的排污行为就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黄全忠案的代理律师赵永康告诉本报记者，1992年10月，由贵州省环保科研所、贵州工学院等10个部门联合调查形成的《红枫湖水环境容量研究》认定，每年排入红枫湖的工业废水总量为6342万吨，其中，贵州化肥厂是最大的污染大户之一。

　　赵永康说，1994年9月27日至12月6日，贵州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红枫湖水质进行了十多次综合监测。监测报告表明：贵州化肥厂排入红枫湖的污染因子氨氮浓度超过国家标准9到130倍；1995年，贵州省人大财经委《关于立法保护红枫湖、百花湖调查报告》表示，贵州化肥厂是造成两湖污染的主要污染源；贵州省水科院经过调查也认为，死鱼是由于工业废水中含有氨氮成分造成。

　　“此外，贵州省环境卫生监测站、贵州气象局当时都有调查结论，这些结论都证明死鱼与贵州化肥厂的污染有直接关系。”黄全忠说，掌握了这些证据，1995年12月15日，他们5个受害个人和单位向贵州省高级法院提起环境污染诉讼。

　　1996年8月14日，贵州省高级法院作出判决，鉴于贵州化肥厂是向红枫湖排放氨氮工业废水的主要污染源，但考虑到不是惟一污染源，因此，贵州省高级法院判定贵州化肥厂承担黄全忠等死鱼损失60%的赔偿责任，即贵州化肥厂赔偿黄全忠等160多万元。

　　一审判决后，贵州化肥厂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在1998年2月26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贵州化肥厂上诉，维持原判。

　　节外生枝执行被迫中止 一波三折后又恢复执行

　　在黄全忠等污染受害者的眼里，最高法院终审的案件无疑就是一桩铁案。然而，事实却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黄全忠说，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生效后，他们几个养殖户在1998年4月8日依法向贵州省高级法院申请执行，案件也从此进入执行程序。然而，就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一件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98年5月23日，贵州省有关部门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案件进行调查，并致函贵州省高级法院，要求对案件暂缓执行。

　　赵永康告诉本报记者，1999年1月15日至18日，特别调查委员会进行了人工模拟实验，实验结论认为，养殖户死鱼与贵州化肥厂污染没有直接关系。

　　1999年5月，贵州省有关部门作出《关于黄全忠等诉贵州化肥厂水域污染赔偿纠纷案调查结果的报告》。报告表示，贵州省高院及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并要求最高法院对案件重新审理和改判。

　　案件执行被迫中止。

　　更出乎黄全忠等人意料的是，在贵州省有关部门将调查报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后，案件又出现了转折。

　　“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贵州省有关部门的报告后，按照程序将报告转给了最高法院。1999年11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了最高法院的情况报告。”赵永康说，最高法院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表示，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确定赔偿的比例适当，判决公正，依法应予执行。

　　2000年3月，贵州省有关部门决定撤销特别调查委员会。2003年，这个案件又恢复执行。

　　据介绍，2003年7月，贵州省高级法院就案件执行问题向最高法院请示。2003年9月，最高法院对请示做出批复，要求贵州高院坚决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12年执行不果赔偿数额翻番 专家称主因是地方部门保护

　　近日，当记者来到贵州化肥厂原址时，“贵州化肥厂”的厂牌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贵州美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办公楼一名彭姓负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我们是四川美丰集团的，去年11月27日，通过与原贵州化肥厂签订增资扩股协议，我们将贵州化肥厂收购并控股。”彭姓负责人说。

　　他表示，对于这起赔偿案，经过贵州省有关部门的协调，他们也只能认了，但“我们认的只是当初法院判的数目160多万元”。对于12年时间所产生的300多万元利息，彭姓负责人说，贵州美丰的态度是“企业绝对不能承受”。

　　企业的理由，一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企业本身也很困难；二是拖了12年导致利息高过本金不是企业的问题，由企业承担不公平。

　　“我们来了以后，投资五六千万建设了现在的污水处理厂。”彭姓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污水处理厂刚刚通过预验收，仍没有正式通过验收、使用。

　　“原来的贵州化肥厂根本没有污水处理厂。”这位负责人明确告诉本报记者。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屡屡听到这样的发问：制裁环境违法企业为何如此艰难？

　　吕克勤告诉记者，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一些环境污染案件中，污染企业一方总是能以各种理由被地方各个部门所保护。

　　杨素娟也有这样的体会。她说：“环境诉讼案针对的被告往往是地方纳税大户，甚至是地方经济支柱，这些企业往往与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素娟认为，这是违法污染企业受到保护的根本原因，也是环境违法企业屡打不尽的根本原因。

　　赵永康告诉记者，黄全忠等人已向贵州省高院明确表示，要求贵州美丰全面履行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对于460万元的赔偿本金及利息绝不放弃；而最高法院也在2008年底向贵州省高院发出督促执行令，要求贵州高院于2009年1月24日前执结此案。

　　截至目前，距离最高法院的督促执行令已过去了3个多月，贵州化肥厂的污染赔偿案何时能执行仍是未知数。(本报记者 郄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