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受伤。仍在调查中的马书军案，掀起了小天使基金筹资和资助困局的一角。

　　小天使基金，这个目前国内唯一的全国性白血病儿童救助基金，正在遭受成立4年多来的最大质疑。

　　如将集中于救助评审、资金发放、工作人员监管等环节的反思，置于中国白血病救治的现实背景下，其无可避免的困境似更加清晰。

　　4年救助546名患儿

　　在那份不长的已获救助名单中，孙海栋排在第一个，备注里写着，已故。

　　留下的，是“小天使”的起步。

　　2005年，白血病患儿孙海栋14岁，他43岁的爸爸为了筹集巨额医疗费，欲自杀捐赠器官救子。经媒体报道，白血病患儿的现实困境，触动了中国红基会。

　　在中国的400万白血病患者中，50%是儿童。在医保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国，白血病难以纳入医保，儿童也多半不在保障人群之内。几十万的高额治疗费，几乎全部来自于家庭。

　　“2005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家专门救助白血病儿童的慈善机构，我们决心做。”中国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说。

　　2005年5月，当小天使基金在北京宣布成立的时候，王汝鹏感受到的只有压力，没有一家慈善组织愿意做大病救助的项目。“资金难筹，费用高昂，成就感小。”

　　那个时候，马书军正在天津街头跪地乞讨，为他的儿子马骁帆筹钱治病。

　　骁帆是幸运的，小天使基金一共救助了他33.7万元，这是小天使基金成立后拨出的第三笔救助款。

　　此后，马书军成了这里的志愿者。

　　546人，这是小天使基金成立至今救助的患儿总数。这背后，是4000多份，几大柜子的未获救助者资料。更远的背后，是全国近200万的白血病患儿。

　　“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生命，他们的家庭，都面临同样的贫困，只要来求助的，都应该得到救助。”王汝鹏说。

　　然而，现实的答案是不可能。资金是最大问题。成立4年来，小天使基金筹集到的资金总量，只有1584万。面对4000余份的申请材料，和每个患儿近三四十万的治疗费用，这个全国唯一，显得有点底气不足。

　　筹款之艰

　　筹款的困难，是一开始就预料到的。

　　“很多企业都不愿意捐助小天使基金，同样捐20万，盖个博爱小学，就能给企业挂个牌、冠个名，那就是它的纪念碑，救助个白血病患儿，能给企业做什么宣传？钱捐了，还不一定能救活。”王汝鹏说。

　　任瑞红知道筹款有多难。

　　在马书军案发生的关键时间段里，她是小天使基金办公室的主任。她的儿子胡帅，是小天使基金救助的第二个患儿。

　　有件事情，到现在都让她很愤怒。

　　为了给白血病患儿筹钱，她参加了央视春暖2007的爱心总动员，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儿，她给捐赠企业鞠躬，最后，依照企业的意愿部分钱还是投向了别的公益项目。

　　企业的理性选择，让小天使基金的资金量很难和其他公益项目比肩。“一个公益项目的成败，能不能吸引助捐者是关键。”

　　小天使基金的来源，更多的是社会上个人的零星捐款。这些捐助者往往被患儿的新闻报道感动，把钱打到了红基会的账户里。

　　很多时候，面对跪在自己面前的患儿家长，任瑞红只能通过自己的关系，找一些企业给患儿定向捐款。

　　王汝鹏也想过，与媒体合作，扩大宣传，带动企业捐赠，但搞了几次，他就害怕了。“因为每搞完一次宣传活动，就会掀起一次求助高潮，捐助却不一定增加。”

　　公平的悖论

　　钱少人多的时候，分配规则的公平，很重要。

　　人们质疑马书军是否通过熟人关系，更方便地批到救助款时，最大的不满也是“这样不公平。”

　　红基会在评审制度的设计上，充分考虑过公平。

　　一个由志愿者、红基会工作人员、媒体、医生等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被用来保证公平。

　　“评审有6条规则，每次评审会前，主持人都会宣读。”李塬说。李是小天使基金的第一个志愿者，也是评审规则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参加了历次评审会。

　　评选的规则，比较强调家庭的贫困程度，以及病情轻重。

　　为了让有限的钱用得更有效率，评审委员会会更多尊重医学专家的意见，把钱批给那些更有可能治愈的患儿。

　　“一开始，我们的资助额度比较高，后来，慢慢限定在5万之内，从重点资助，变成了洒毛毛雨。也是想用有限的钱，给更多人帮助，我们的钱也有限，主要是给患儿家长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让他们觉得不被这个社会抛弃。”李塬说。

　　即便作出了种种努力，小天使基金的发放规则，依旧难以被一些家长理解，特别是没有得到钱的患儿家属。“都在一个医院住着，凭什么给他不给我！”经常有人站在院子里大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