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2009首都人口与发展论坛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城市中心牛凤瑞教授表示，北京人口规模尚未达到极限，过高估计人口的压力，强化人口的行政限制，将不利于北京提升城市竞争力。与此相关的一组数据是，目前，北京常住人口中有30%左右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子女在京就读义务教育人数达到40万人以上。(11月13日《新京报》)

　　外来人口即便规模如此庞大，由于非京籍户口的原因，在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依旧遭受冷遇。就近而论，11月6日，北京市卫生局宣布紧急扩大甲流疫苗接种人群，在保证重点人群优先接种的基础上，接种人群扩至所有北京市民。这里所说的“所有北京市民”，实际上局限于有北京户口的市民。

　　传染病没户口，但疫苗有户口。接种甲流疫苗作为公共福利，本应惠及所有纳税人。现在北京市把接种疫苗与户籍简单联系起来，无论出自何种原因，受碍于怎样的局限，此政策受人非议在所难免。道理很简单，流感病毒不会根据户籍传染一部分人，放过一部分人。既然如此，为什么相关政策要忽略近三分之一的非京籍户口者？实际上，在公共卫生政策和公共福利方面，简单地以北京户籍为限，近年来已所见不鲜。

　　其实，北京市卫生部门也明白，传染病的防控分人群，不分户籍。因此，北京首先确保建立免疫屏障的重点人群，将不分户籍，随单位集中接种甲流疫苗。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其实还可以更进一步，把工作做实做细。比如，调查统计已列入重点人群的非户籍者有多少，他们是否平等接种了？没有列入重点人群，也不是户籍人口者有多少，他们会对整个防疫造成怎样的影响，如何通过其他有效途径，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原定重点人群接种不完的疫苗，如何继续向次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扩展？这样做可能才更符合疫病防控规律，既解决了疫苗数量有限的问题，也解决了由于不科学而涉嫌的“歧视”问题。

　　人们之所以反对现行户籍制度，并非反对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和方便社会治安的户籍管理，而是反对通过户籍制度分配利益。长期以来，由户籍制度造成的教育不公、就业不公等早为时人诟病。每年全国两会上，流动人口的户籍、教育、社保等民生话题，总会成为议论的焦点，而最后聚焦的，总还是会落到现在的半开放又半封闭的户籍制度上。说它“半开放”，是因它承认了人们有迁徙的自由；说它“半封闭”，则是因为外来人口虽已进城，部分权利的行囊却被关在城门外。

　　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首先都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这既包括对公共利益的衡量，也包括对社会影响的揣度。这既关系到城市的竞争力，也关系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所有人的内心感受。而有些问题，又是那样关系民生，诸如40万非户籍子女的教育公平，尤其在非户籍人口子女就地参加高考方面，近年来问题已经凸显，此后势必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所有涉及北京全体市民的公共政策，都应该审慎考虑非户籍人口的利益，而不能以懒政的思维，简单而又粗暴地用户籍“一票否决”。

　　时代在变化，执政观念也应该有所变化。开放的北京，更需要开放的思路。应该说，甲流疫苗接种只是一个窗口，它让人们看到在户籍制度影响下，公共政策制定所可能的弊病。同在蓝天下，公共政策的阳光应公平地照耀大地山川，照耀每一位纳税人，每一位劳动者，不能让户籍遮住公共政策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