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3月起，北京市财政局在每个月月底前向所有市人大代表寄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以便人大代表看好政府“钱袋子”。以往，报告封面上会印有“秘密★一年”四个黑体字，而现在，“秘密★一年”的字样已不在报告封面出现。北京市财政局副巡视员孟景伟表示，按照财政部的相关规定，预算报告属于“保密”文件，但考虑到人大代表有权及时了解预算执行情况，财政局采取渐进的方式，删除原来“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封面的“秘密”字样，使报告成为非正式文件，方便代表阅读(据12月1日《北京青年报》)。

　　北京每月将政府预算晒给人大代表，此举为预算监督提供了相当大的改革空间，最起码，这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因人代会时间过短、无暇认真审查以至匆忙加盖放行图章的现实。而且预算信息的经常性、动态化公开，也有利于形成跟踪性、常态化的预算监督机制。

　　不过从严格标准看，政府预算信息仅仅向人大代表开放尚嫌不足，也应进一步向全社会开放，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也能让社会监督与人大监督形成良性的互补效应，毕竟，对于行政浪费和腐败现象，身受其害的普通民众往往体尝最切身的痛楚；对于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预算数额，也往往最为敏感。政府预算接受民众的直接检验，能有效弥补人大代表监督可能出现的疏漏。

　　并且，预算监督具有极高的专业性要求，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非财政专家，所以这需要激活全社会的专业监督力量，允许民间的财政专家、独立的社会机构等等参与其间，提出真正有分量、专业化的意见。

　　公共财政监督要有大的突破，有赖于体制内的人大质询、特定问题调查、预算修正等各项政治权力的启动，也有赖于民间社会的建议、批评等公民权利渠道。而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是，民意的全面介入，事实上也将敦促、监督各级人大担当起应尽的政治责任。

　　事实上，2008年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将政府预算明确列入公开范畴，这里所说的“公开”，当然不仅仅是向权力机关中的人大代表公开，也是向全社会公开。但在实践中，以“国家机密”等借口拒绝公开的地方和部门不在少数。究其原因，除了长期形成的封闭式执政思维外，也与相关制度的缺失乃至抵牾有关。

　　比如，北京市“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曾出现印有“秘密”的字样，就是因为财政部对此有限制性规定。而1994年出台并实施至今的《预算法》，基于当时的财政体制，并没有包括部门预算等重要内容，这似乎也成为一些地方和部门拒绝公开预算的“合法依据”。

　　必须看到，在预算监督领域，一些地方出台的诸多改革措施更多地是出于改革者的先知先觉，其热情和意识固然可嘉，但缺乏有力的制度化保障和约束，其改革终究是不牢靠，甚至是不全面的，难免陷入孤独的身影甚至最终流于形式。就此而言，有必要及时修订《预算法》或抓紧制订预算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预算监督的主体、程序、后果等等，全面构建起人大监督、公众监督等多种监督途径。

　　而在当下，最须法制推进、保障的改革措施，当是预算信息向全社会及时、全面的公开。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即使所有改革都不做，把预算向社会公开就是最伟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