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与媒体，常常擦出新闻的火花。比如前段时间，安徽芜湖中院开庭审理“白宫书记”案，没有宣布不公开审理，记者却吃了闭门羹，一时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

　　终于，最高法以颁行“规定”的形式，就法院接受媒体舆论监督问题做出明确界定。比如“规定”要求，审判庭席位优先提供给记者和当事人家属，媒体可申请提供庭审笔录和录音录像资料，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对媒体旁听案件庭审等提供便利。由此，“白宫书记”案审理闹剧等类似情况或许会较少发生。

　　同时还需要肯定的是，“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一种文明与进步。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底线，而法院以司法公正为基本行为守则，媒体以社会公正为重要诉求目标。颁行“规定”，有利于促进二者在实践中实现最高价值理念的统一，使法院与媒体关系实现制度性和谐。同时，这也顺应了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时代要求。

　　然而，透过以措词严谨、独立公正著称的法院列出的那些条文，这一纸规定也同时带有某种倾向性，让负责舆论监督的媒体感觉有点不爽。

　　一方面，是对法院接受舆论监督的责任作出的具体规定，仅仅强调了“应当”，而就其如果不履行责任的惩处未能进一步具体明确。这种缺乏具体违责惩处措施的规定，法院在实际中的执行效力就会打折扣。通常会发生的情况是，法院该做的没做，媒体你能拿它怎么样？

　　另一方面，则是对媒体“侵权”分列了五种详细情形，诸如恶意倾向性报道在审案件的、泄露国家或商业秘密的、损害法官名誉及诉讼参与人权益的等等。同时还提出了问责媒体的两种办法：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这种对法院和媒体双方的违责情形规定不对等，让人感觉有点袒护法院一方而苛责媒体一方，是在对媒体明显设限，不太公平、公正。

　　更令人困惑的是，对媒体列出的五种“侵权”情形，不仅解释主体模糊，而且问责媒体的主体同样模糊。当事法院可能会用这五种情形作为阻挠媒体舆论监督的挡箭牌，而一旦双方发生纠葛，当事法院以此问责媒体，岂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照常理，当事法院应当回避，只有申诉的权利，不能有问责媒体的权利。那么，二者的仲裁者由谁担当？如果当事法院直接向新闻主管部门等通报当事媒体“侵权”，或者自行“依法”做出处理媒体的决定，该怎么办？

　　应当看到，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靠的是法院公开、独立、公正的审判。如果说媒体错误报道可能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司法公正，也是一时的和有限的，真正失实的、倾向性的、干扰性的报道，最终都会得到澄清。然而，媒体通过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公正，无论是获取事实真相的方法还是手段和渠道，相对而言难度要大很多。舆论监督力量若被削弱，损害的将是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法院欢迎媒体舆论监督值得激赏，但还可以更宽容一些、大度一些，这样才能为倡行舆论监督作出表率。 (评论员陈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