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加速崛起，中国在外界眼中的大国地位愈显突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热议中国的“大国责任”，国内对此也是众说纷纭，实有必要坦然面对与冷静透视。

　　西方热议中国的“大国责任”论点中，有不少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与武断性。

　　其一，中国已经是大国，中国应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西方惯于强调中国的GDP总量，并常以购买力平价标准对其加以“放大”，对中国人均GDP依然很低的事实故意忽略，不时炒作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即将赶超美国”等，以此要挟中国承担“大国责任”。

　　其二，中国现在还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因为中国强调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拒绝承担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与西方保持距离等。

　　其三，中国只能承担更多责任，而不能享有更大权力。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只能属于西方，不能与中国分享。中国在若干重要国际组织中只能享有有限的权力，不能具有实质性决策权。

　　其四，中国应承担无所不包的“大国责任”，从双边到多边、从地区到全球、从外交原则到国际热点，中国都要“改变自己”以承担“大国责任”。

　　其五，中国的政治体制应向“国际标准”看齐，接受所谓“普世价值”，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网络自由”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西方炒作中国的“大国责任”具有深刻复杂的战略意图，上述论点源自根深蒂固的对华偏见与疑惧，企图以此强化西方话语霸权，掌控“中国负责与否”的评判权，推卸自身责任，进而“引导”与“规范”中国的走向。

　　我们对“中国的大国责任”须有主见和定力，对其中的“糖衣炮弹”、“高帽子”与“紧箍咒”保持警惕与清醒，并以中国自己的主张有效回应外界与指导自身实践：

　　其一，中国乐于承担适度的“大国责任”，包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一贯发挥建设性作用，注重维护自身“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积极参与而非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同时又以负责任的态度致力于改革国际体系，使之趋向公正合理。

　　其二，中国现在是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发展中大国”，中国只能承担与之相应的、有限的“大国责任”。

　　其三，中国已经承担起“大国责任”，体现在积极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积极致力于地区热点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以及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制定国内重大决策时充分顾及国际影响等。

　　其四，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负责任的主要表现，“大国责任”是内外责任的统一，但“对内负责”应优先于“对外负责”。

　　其五，中国承担的责任应与所享有的权力对等，责任与权力应相匹配、相协调。

　　其六，“负责”应是双向与共同的，而非单向与片面的。在双边关系上应彼此负责，不能只要求中国向对方“负责”，对方也应对中国“负责”；应对全球性挑战不能只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西方发达国家更应承担“主要责任”。

　　其七，对中国“负责与否”的评判权，决不是由少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说了算，而应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说了算。

　　中国将实事求是地承担“大国责任”：一是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的“大国责任”。既要明辨其中的圈套与误导，也要承认外界某些合理的期望，还要看到这将是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必然。应心中有数、趋利避害、量力而行、谋定而后动，尤须切实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兼顾国际国内“两种需求”。

　　二是对内“以人为本”、三管齐下、标本兼治，提升综合国力与中华文明品质。以科学发展观着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时“加大”民生投入与社会建设，通过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与体制改革增强公平正义，从而有效摆脱“其兴也勃焉”与“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真正走向国家长治久安。

　　三是对外坚持“以我为主”与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妥善应对各种议题与挑战，增强“责任”话语权与战略主动权。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争取扩大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决策权，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自主推进节能减排；在对外能源资源投资问题上，稳步“走出去”，兼顾对当地的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在缓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既要有效扩大内需与减少对外经济依存度，又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高技术封锁；在国际反恐与防扩散问题上，既要积极参与，又要反对搞“双重标准”、以“反恐”与“防扩散”为幌子谋取私利，还要维护相关地区的和平稳定；在网络安全、太空与海洋开发、核裁军等问题上，既要自主稳妥地增加“透明度”与增进战略互信，更要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陈向阳(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