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是，湖北十堰市市民彭宝泉是因涉入一次上访事件后，才被送入精神病院的。这次上访毫无疑问为该市的管理者制造了麻烦。在这场由一群职工因感到企业转制不公而向省纪委巡视组发起的上访中，并非该厂职工的彭宝泉帮他们拉横幅、拍照。他随后被拘留，并被送入精神病院。

　　正是这个事实，让我们感到有责任对此事追问到底，它触及了我们社会的痛点。为谋公权的便利或私人利益，而将无辜者送入精神病院，是久已存在、曾多次发生过的悲哀现实。我们担心这一次也不例外。

　　为消除这种担心，我们迫切想知道：当地警方和医院在处置此事时，是否穷尽了所有可能，选择了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是否遵守了精神病院收治病人时通行而必要的准则？以及最重要的，是否不挟私心、真诚地进行了最慎重的考虑？

　　尽管当地警方已经对此事进行了部分回应，但在这些回应中，上述问题的答案依然模糊不清。

　　首先是收治彭宝泉的程序。彭宝泉是被警察直接送进精神病院的，而就连收治的医生也表示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按照一般准则，这种收治应该有家属陪同并签字。

　　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彭宝泉究竟是不是精神病患者。问题的核心是，他作为一个公民、一个人，有没有被正确对待。

　　拘留彭宝泉的行为，至少说明警方认为他涉嫌触犯法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难勾勒出正当的程序：被拘留者应当由法律来判定其违法行为是否成立；对其是否患有精神病的考量，应该在这个法律程序中，由独立的机构来判定，并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除了通过法律程序外，作为一个自由的、有家庭的公民，彭宝泉是否进入精神病院，应由他或他的家人决断，而不是由政府或其强制机关。

　　遗憾的是，警方几乎是草率地就将彭宝泉丢进了精神病院。据我们所知，警方并没有尝试进入法律程序，也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来寻找他的家人──随后发生的事证明他们并不难找，许多记者迅速地采访了他们。

　　这让人生疑，将彭宝泉送入精神病院，究竟是警方在无奈之下的唯一选择，还是一个主动的，甚至是带有深意的选择？这究竟是一种救助，还是一种惩戒和责罚？

　　我们的疑虑基于如下事实：彭宝泉是在参加了一次对政府来说是惹麻烦的上访事件后，被政府的强制力量送进了一所政府拥有的精神病院。不难推想，这家精神病院对代表着政府强制力的警方往往很难拒绝。

　　我们的疑虑还受如下事实支撑：彭宝泉是一个“惹麻烦”的人。当地警方对他有恶劣的印象，称他曾因“殴打并侮辱他人导致被行政处罚多次，2008年又被判刑一年”。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就在不久前，湖北青年陈永刚因在网上质疑“县领导搞形象工程”被公安机关拘留，又因舆论压力被释放，而这一事件之所以被披露，正是因为陈永刚在被拘留之前将消息告诉了彭宝泉，并通过后者向外界求助。

　　尽管这些事实并不能构成直接的逻辑关系，但它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对这一事件保持合理和必要的怀疑：将彭宝泉送入精神病院，除了可能有程序上的失误，是否存在着更多考虑？送入精神病院是否被当成了一种惩罚的方式？

　　抛开诸多因素不提，一个给政府带来麻烦的人，被政府的强制机构送入精神病院，这个过程已经足以令人警觉了。这种警惕是有足够多的事实支撑的——通过行政命令，将带来麻烦的人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在山东新泰发生过，在河南开封发生过，也在其他地方屡屡出现。这样的事件如此之多，使我们担忧，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一套在法律之外形成的潜在惩罚手段的最终执行者，许多行政部门用这套惩罚手段来管束那些“不方便”用法律惩治的不顺从者。

　　也正是出于这种判断，我们才对十堰市新近发生的这起事件保持高度关注。我们并不是直接指称这又是一起用精神病院管束制造麻烦者的案例，但我们认为，澄清这一事件中的所有疑点是有必要的。只有对每一个个案中的疑点都进行追问，才能减少那些“被制造”的精神病人。

　　因此，作为媒体，我们有义务呼吁对彭宝泉的命运进行强烈和持续的关注，直到所有可能存在的程序错误被纠正，所有可能存在的不当执法被撤销。本刊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