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上任”，一起上访达29年的棘手案件，就摆在河南省新乡县小冀镇“社会法官”段德旺面前：东街村一对同胞兄弟茹祥喜、茹祥明，为宅基地边界，打架、诉讼，反目成仇。新乡县法院的判决长期执行不了，一方不断上访。

　　不久前，茹祥喜因病去世，刚成为“社会法官”的段德旺借机让茹祥明之子参加葬礼，双方关系大为缓和。段德旺趁热打铁，三番五次给双方调解。三十载“坚冰”，一朝融化。

　　面向基层，化解纠纷；不用打官司，也能解矛盾。去年5月6日，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力推下，新乡县小冀镇设立全省第一家“社会法庭”，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解决基层矛盾纠纷。5名在当地德高望重的热心人，担起“社会法官”这一新角色。截至目前，全省已建立“社会法庭”近2000家，选任“社会法官”1.6万名，调处各类纠纷1.5万件，无一起出现当事人反悔。

　　自己矛盾自己化解，这种群众的“土办法”，正由“社会法庭”的实践探索，成为一种基层群众自治协商解决纠纷的“乡土模式”。作为一种新事物，其出现也引来各方关注。

　　亲和力是最大特色

　　亲朋好友也当“社会法官”

　　“中国的乡土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有了纠纷，由当地的‘长老’出面解决，很少留后遗症。”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开举指出，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取得了较好效果。“社会法庭”正是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现状，尝试一种多元解决纠纷的新机制。

　　武陟县龙源镇小原村干部赵昕，也是一名“社会法官”。在他看来，亲和力是“社会法庭”的最大特色。

　　因为借钱未能及时偿还，小原村的崔建军和梁秋旭这对多年好友近年来争吵、打架不断，怨气越积越重。身为处理该纠纷的“社会法官”，赵昕不但自己使劲，还动员村里有威信的人、双方的亲朋好友一起使劲：找双方谈话，摸真实想法，查纠纷症结，寻解决之道……

　　原来，崔建军不是不想还钱，而是承包工程亏了钱，一时无力偿还。即使梁秋旭打官司胜诉，判决也很难执行。赵昕他们反复调解，摆事实、讲道理、促互谅。梁秋旭最终同意让崔分两次还款，崔对此十分感激。

　　免费、亲切、方便，在群众眼中，“社会法庭”正是这样一种生根于基层又面向基层解决问题的新型“法庭”。

　　调查显示，多样化调解，是这些“社会法官”的“杀手锏”。他们的调解方式，比法院调解要灵活，甚至可以请亲朋好友“同堂”调解；同时，其调解依据也更广泛，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乡规民约、道德伦理等。

　　“社会法庭”的调解，效力如何？焦作市中级法院院长江金贵这样解释，法院可以对“社会法庭”制作的调解书给予审查。只要调解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反自愿原则，在当事人申请确认后给予司法确认，具备强制执行效力。纠纷没有调处成功，当事人可到法院起诉。

　　信访数量降下来

　　“土办法”更服水土

　　“社会法庭”管用，须水镇感受很深。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郑州市须水镇，辖区人口近7万人，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比较复杂，信访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去年5月底，须水镇30名本乡本土的“社会法官”走马上任，平均年龄53岁。他们的选任，尝试了一种更特殊、更严格的模式——由须水镇人大主席团统一考察确定并颁发聘书，受人大监督，聘期3年。

　　截至目前，须水镇“社会法庭”受理纠纷182起，成功调处143起。与此同时，人民法庭受案数的上涨幅度有明显回落，较之“社会法庭”成立前下降了15%；全镇信访量也比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8.9%。

　　须水镇党委书记海宪岭认为，“社会法庭”淡化“公堂色彩”，以协商调解方式和人情大义解决矛盾纠纷，体现了群众意愿，快捷、管用，很快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看来，化解矛盾不在乎方式多“土”，“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还是最适合先交由群众自己解决。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应当充分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

　　换句话说，“土办法”可能更服水土。

　　从现有案例分析，“社会法庭”在调处婚姻家庭、损害赔偿、宅基纠纷、相邻关系等“家务”型社会矛盾纠纷方面，作用最为明显管用。设立“社会法庭”后，新乡“社会法官”已调处了102起邻里纠纷。新乡市中级法院院长王伯勋说：“我市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一半以上是涉及婚姻家庭、邻里、民间借贷等‘家务’型官司。这样的纠纷到‘社会法庭’调解处理，既解决快捷又不伤和气。”

　　与“人民调解”如何衔接

　　探索仍在继续

　　在面向基层化解纠纷矛盾的现有机制中，同样以调解为手段的人民调解，和拥有司法权的人民法庭，与新生的“社会法庭”有何异同？

　　对此，河南省高院审委员专职委员、院长助理王韶华这样比较：“社会法庭”的独特价值，是整合了比人民调解更广泛、更权威的民间力量，采取了比人民法庭更简便、灵活、平和、实用的调处手段，在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衔接方面也更顺畅、更紧密。

　　“社会法庭”是新事物，其出现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支持之外，也有一些质疑之声。

　　比如，“社会法庭”的“公章”问题。有的地方的“社会法官”成功调解了纠纷，因为没有自己的公章，无奈在协议书上借用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有的“社会法庭”调解成功后，协议书上会加盖上“社会法庭”的公章。对“公章”的合法性，有人提出质疑。

　　再比如，作为一个调解组织，“社会法庭”能否称“法庭”？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如何衔接？对“社会法官”的行为如何规范？“社会法官”不领报酬，光凭热情能干多久？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和质疑，张立勇并不回避：“作为一个新事物，这项工作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难免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通用模式来解决问题，但什么样的模式群众拥护，至少说明它有一定的生命力。下一步，我们将针对试点中发现的问题，出台相应的措施予以规范。” 曲昌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