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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报:对人口红利消失等危机渲染 背离中国现实

2011年06月17日 10:15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中新网6月1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7日刊出评论说,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无视,对“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渲染,背离了中国现实。老龄化影响中国远弱于西方,庞大人口规模对发展的制约作用还将长期延续。

  文章摘编如下: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无视,对“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渲染,背离了中国现实。老龄化影响中国远弱于西方,庞大人口规模对发展的制约作用还将长期延续。

  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20%,日本达23%,已相当于2050年中国水平。这些地区迄今均不见学者一直疾呼或依据以判断中国今后的劳动力短缺。相反,1980年以来西欧失业率一直在8-10%徘徊;日本失业问题恰是1970年进入老龄社会后更为突出,由以往70万发展到350万左右。这种状况至今无任何转变迹象。其原因是科技进步使经济不依赖甚至排斥劳动力增长,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发达国家1970年代以来(人均GDP高于5000美元后)经济调整与产业转型明显,对日本而言更与其成为世界工厂后所致经济转型有关。

  目前中国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人均GDP已接近5000美元,劳动成本上升已经在倒逼经济转型。上述发达国家趋势今后在中国如何表现值得关注。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是附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老龄化。

  作者多次指出,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40、50岁劳力的结果。弃用农民工年龄更低,而35岁以上劳力占总劳力近60%。在这种状况下,学者高呼劳动力将短缺,似乎中国40、50岁人员不属于劳动力,实在匪夷所思。

    近年的民工荒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恰反映了劳动力大量剩余。世界上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只用年轻劳力。40、50岁上岗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最起码的条件。随着年轻劳动力吸纳殆尽,市场力量也会教会企业重新懂得善待中年劳动者的劳动权。

  此外,对比日本,中国经济转型不仅是高端产业尚无足够实力,还在于与庞大人口相联系的中低端产业规模空前巨大。假设经济成功转型使高端产业达到今天日本的经济规模,按日本水平仅涉及6000万劳动力;内生一个美国经济,涉及劳力也只1亿略多,另外还有7、8亿劳力。日本1亿人口的经济转型可以轻易抛弃纺织、制鞋等低附加值产业,实现大量工厂外迁,对中国讲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随劳动成本上升,中国这些产业迟早也要面对国外后来者的竞争。作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转型非日本规模可以比较,转型期中国怎样走出这种状态,是全新的问题,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尤其值得进一步观察。

  近年国内外都有人热炒印度将因人口红利超越中国。其实,低收入时不明显的“人口规模效应”随经济发展会成倍膨胀,因人口差异,中印与日韩所受影响可以预计完全不同。例如,未来印度20亿人口达到今天韩国经济水平要包下今天全球GDP(背后是全球经济、贸易、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达到美国水平要包下2.5个地球。眼光稍远一点,印度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就业、贸易摩擦、资源环境问题等都将是尖锐的。

    当前,中国尚处工业化中期,农业劳动力转移未过半,制造业规模均已世界第一,已率先进入人口规模滞后效应膨胀过程,频遭反倾销等各方面国际压力。中国各种小商品几乎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不少产品正接近国际市场自己份额,但城市化水平不足50%;印度等崛起则意味着对中低端行业的剧烈竞争。

  中国经济规模目前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总和的六分之一,劳动力则相当于三国总和三倍。2020年左右世界人口80亿左右,中印两国劳动年龄人口就达20亿,其潜在生产能力足以供应几个地球。无论如何,对中国仍待转移的以数亿计的农业劳动力而言,今后依赖劳动力密集性企业转移,难度越来越大,而经济降速,产业升级,增加海外投资,以及后来者的竞争,均会影响国内劳动力转移进程。

  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在中国国情下,老龄化与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必将是较长期最基本特点。西方、日本老龄化迄今与失业增加相伴随,说中国不久会出现严重劳动力短缺,更是杞人忧天。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相关问题,不是什么劳动力短缺,恰是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下到来的经济转型期,必将使近30年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时代渐面对转折。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即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相当长时期内起的是缓解就业压力的积极作用。

  还有必要指出,对人口红利及其消失说背离中国现实所依据的一系列误算、误判、以及盲目重复西方学者观点的特征,社会应有清醒认识。作者多次指出,国内学者模仿西方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将1960以来大量剩余劳力全部计入抚养人口,才将人口问题“转化”为贡献经济27%的“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论提示,决定发展中国家劳力价格的只是剩余劳力多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劳力何时不廉价,印度不在人口红利期,劳力同样廉价。至于提到中国人的高储蓄,在“三人活五人干”时,只会产生损益,不会生出人口红利。

  事实上,迄今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误判就业形势,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

  老龄化的社会负担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状况。西方老龄化时已是高福利社会,社会保障一般占GDP的25%左右。中国是“未富先老”,社会保障从较低水平起步,才赋予中国充分的余地吸取国际经验,通过控制社会福利占GDP比率,使福利增加与未来经济及老龄化发展相适应。此外,中国福利调控还是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从少向多变化过程中的软调控。因“未富先老”渲染中国似乎面对更大危机,完全不切合国情。(侯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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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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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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