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侨报：中日文化交流在爱恨交加中前行

　　中新网7月6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日前刊文称，文化都是在人与人交流后产生的。无论这种文化或那种文化，多么具有地域性、多么具有民族性，倘若离开交流的媒——“人”，它是不成为文化的。但能够像中日两国文化这般海量出口式的交流、这般海绵吸收式的接纳、这般在和平——战争——和平的岁月里面都无法中止的又“爱”又“恨”怨偶似的交流，恐怕是为数不多的。

　　文章摘编如下：

　　说到中日文化交流，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诗仙”李白“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年代。那时，在日本，有一位名叫“空海”的和尚，即将作为遣唐使启程时，面对着浩瀚的大海，写下“本生涯”三个大字。此行风高浪险，或许一去不能复返。

　　但是，为了获得新的知识，他不惜让自己的生涯“重新开始”。那时，在中国，有一位名叫“鉴真”的和尚，屡行屡挫，屡挫屡行，当他第六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东渡日本终于成功的时候，已经是双目失明的老人。

　　说到中日文化交流，我还会想起日本在“唐风歌咏、国风暗黑”的《万叶集》时代，和歌受到汉语的支配性影响，以咏梅为主；而进入“国风昌盛”的平安时代后，本土的樱花取代了梅花的表意功能，民族审美意识取代外来先验审美经验，出现了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林少华先生所说的“日本文学之美是落花之美”。究竟是梅花的疏淡启发了樱花的哀逝，还是樱花的纤浓反哺了梅花的桀骜，引人久久沉思。

　　当年中国的汉字汹涌澎湃地登陆日本，让多少中国人至今在日本还有一种“同文同源”的亲近感。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写下的一首又一首“汉诗”，至今为中国人津津乐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现代汉语中居然有28%的词汇是来自“和制汉语”，以至于我们今天挂在口头上的“酷”、“萌”等等流行语其实都是来自日本。

　　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骄傲。因为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中华文化的“果”遍布日本。我曾走访日本“明治维新的胎动之地”——山口县(当年的“长州藩”)，看到幕末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即使在黑暗的大狱中，仍然把“大清”称为“老大国”，仍然在讲授着《孟子》。

　　我曾寻访日本“海军的诞生地”——鹿儿岛县(当年的“萨摩藩”)，看到后来成为“军神”的东乡平八郎少年时在这里学校所读的《论语》。我曾探访熊本县，看到横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的媒体“大咖”德富苏峰当年在这里的“大江义塾”所读的《史记》和《战国策》。

　　我们内心里面还有一种纠结，甚至可以说渐渐地演变成为一种怨结。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许多日本军队上陆时，竟然口袋里面装着一本《论语》；战争结束后，他们居然使用中国的成语“卧薪尝胆”，要夺回没有得到的土地。

　　1904年，日俄东北战争爆发，乃木希典吟诵着“踏破支那四百州”的汉诗鏖战旅顺，东乡平八郎给每位官兵发一册《孙子兵法》出征海上。我们纠结，我们困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人会用中国的文化打中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民国大师辜鸿铭要说出：看中国的唐宋文化要去日本！

　　时至今日，中日两国文化传播的较量仍然在“进行时”。当中国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起被称为“副大使馆”的“中国文化中心”时，日本外务省急不可待地计划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被称为“日本小屋”的日本文化中心。

　　当中国在世界许多高等学府里面携手建立“孔子学院”的时候，日本开始强力推行“酷日本计划”，把动漫、和食、新干线、东瀛旅游一波一波地推向海外。或许，两国文化间的这种互相影响互相较量的状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在我看来，如果单纯地谈论日本文化，很容易陷入“见树不见林”的境地。回首中日文化的交流，不仅仅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软实力”，还可以让我们看到文化交流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主动的交流，带来的是文化糅合后的糅力；被动的交流，带来的往往是排斥过后对“同化”的满足。

　　今天，我们中国终于步入一个主动交流的年代，令人感慨，令人欣慰。(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