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旋转门之外的监管与被监管者走得太近

　　中新网1月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刊文称，比尔•盖茨去年12月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说，“老实说，我有些震惊，从历史上看，气候谈判日程上见不到任何研发方面的方法、内容或形式。”盖茨所提出的问题，直击在解决现时代最棘手问题上企业和政府间的关系这一核心，从维持地球宜居性到打造稳定包容的经济增长无不如此。政府和企业之间需要旋转门，不管是人事旋转门还是思想旋转门，这绝非允许公司获得对公共政策的不当影响力或监管者保持弱势的理由。

　　文章摘编如下：

　　在某些方面，政府在一开始根本没有考虑将企业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最显著的最近的例子便是仍在发酵中的难民危机：欧洲和世界各国政府仍不让企业参与关于如何管理寻求庇护者流动的早期思考。当然，在很多问题上，企业领袖选择了袖手旁观；但他们和政府都需要调整思维。

　　但在其他方面，公司迫不及待地想要有所作为，想要被看见、被听见，想要形成影响力。这在科技、研发、贸易谈判等问题上，对公司利润的好处是直接且显而易见的，因此盖茨在这方面的震惊不难理解，因为公司领导总想通过游说，要参与和改变政府的思维和行动模式。

　　可是当企业与政府走得过近时，也会产生危险。有时这一风险包括众所周知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旋转门”，即私人部门高级岗位与高级官员岗位之间的人事互换。这个圈子很像是让狐狸看守鸡窝，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走得太近。

　　最明显的例子是金融和银行业，来自高盛一家公司的前员工把持着全球最高等级的监管和货币岗位，并且不仅仅在美国是如此。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曾经是高盛国际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曾经在高盛工作过13年。

　　但将金融业的旋转门一关了之并不是办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表明，该领域的监管和立法必须达到平衡，否则就会破坏“监管机构寻觅和留住人才的能力”。

　　在国防等领域，旋转门转得很快。据《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数据，从2004年到2008年，大约五分之四的退役美国中将和上将成为顾问或防务高管。类似地，位于美国的公民责任和道德组织(Citizen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披露了美国国防部官员转行进入防务行业的情况。

　　公司丑闻常常能够说明企业和政府何时会走得过于接近，比如东芝公司高管团队和董事会高级成员纷纷进入日本政府的各个小组和委员会。类似地，福士伟根公司与德国政府关系密切，导致人们指责监管者对该公司睁一眼闭一眼，为眼下福士伟根深陷其中的排放测试丑闻创造了条件。

　　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必要的。强大的经济需要强大的企业和强大的贸易，而这需要与决策者的良好关系。当政府官员出访外国以鼓励经济合作时，本国一些最大公司的总裁也应该随同出访。问题在于这些公司是否对于国家经济和名誉如此重要，以致于政府无法恰当地监管它们。它们获得了过大的自由空间，因为和金融企业一样，它们太重要而不能倒。

　　企业与政府间的这一互动关系永远不会结束，并且永远在演化。在世界经济论坛等场合上，企业领袖和政府在小组讨论中针锋相对，而在幕后一团和气。而在经济增长缓慢、曾经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纷纷私有化的时期，表面针锋相对、背后一团和气的需要更加显而易见了。这一工作关系很重要，也不应该受到谴责，但必须公开。

　　这让我们回到了盖茨的话，在巴黎，他宣布要在未来五年支出总共200亿美元用于气候相关的研发活动。盖茨的计划突显出一个受到频繁关注的政府和企业关系的要素：政府在资助早期实验性研究起着关键作用，随后由企业接棒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方案。两者都是构建更强大的经济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是，尽管盖茨正确地质疑了为何气候变化谈判从未包括研发，我们不能假装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政府和企业之间需要旋转门，不管是人事旋转门还是思想旋转门，这绝非允许公司获得对公共政策的不当影响力或监管者保持弱势的理由。这也绝非给因为自身不当行为或糟糕决策而倒闭的企业提供安全网的理由。

　　如今，公共信任正处于低谷，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与其假装这一共生性关系不存在，或者更糟糕地，认为这一关系并非必要，企业和政府倒不如在确保透明度方面做过了头。盖茨的问题清楚地表明，当我们害怕让这一关系走得太密时，危险反而是我们让它走得不够密。(露西•马尔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