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书画收藏领域中，“翰林书法”一直是个颇受欢迎的系统；这个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到了有清一代，翰林进士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流传作品也多，收藏家的选择性和规划性就相对灵活而多元，如翰林对联、状元书法、同宗翰林作品、同榜进士作品、三鼎甲书法……再者，书法市值在所有艺术文物中本就较低，容易成为爱好书画文物者的入门品项，其普及性也就顺理成章，而“翰林书法”就是书画收藏中极具吸引力的一环。

　　“制造”进士、翰林的科举制度，其实是从隋代就有的点子，当时隋文帝为了扩大政权，需要一批可用的人才，于是就在开皇年间(581～600)实行筹划分科取士，来拔擢干才以充实官员队伍，取代了魏晋时代选拔任用官员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二年(606)，首创“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就是以考试成绩选拔官吏授予官职，但还没来得及实行这个挺有意义的制度，隋朝就灭亡了。唐代开国后，就承继并正式实行了中国的“科举制度”。

　　唐朝的科举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制科两大类，共有90多科，非常繁杂，经常举行的则为“明经”、“进士”两科，又以“进士”最难考，主要考最能彰显真才实学的诗、赋，所以唐代“进士科”所出的人才最多，也最受重视，《唐摭言》中才会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突显出“进士”的重要性。

　　“翰林书法”的说法，其实只是一个易于让市场、藏家接受的统称，在清雍正元年，凡是进士入翰林院供职的，就统称“翰林”了。这里可以清代科举制度为例，略述一下士子是如何成为“进士”或“翰林”。

　　一般读书人，就是“士子”，也称“童生”，先要参加县考，录取后再应“府试”，然后参与学政之“按试”，按试及格了就叫做“生员”，也就是习称的“秀才”；有了生员资格，才能参加各省“乡试”，考中了成为“举人”。乡试的榜首称为“解元”，明四大家的唐伯虎就是解元出身，所以也叫“唐解元”。有了举人资格，才能参加于京师举办的“会试”，许多古代故事中经常出现的“进京赶考”，就是各省各科的举人赴京城会试，期能“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会试考上了称为“贡士”，也称为“进士”，会试第一名则称为“会元”。

　　最后，所有在会试中“中式”的贡士，就集中在京师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殿试”(乾隆五十四年起改在保和殿)，殿试中式者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及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一甲三名均赐“进士及第”；中式二甲者，赐“进士出身”，三甲者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经选入翰林院庶常馆的，称为“庶吉士”，待三年期满散馆后，二甲出身的各授“编修”，三甲出身的则授“检讨”。

　　科举考试的过程十分冗长，读书人一辈子苦学钻研，无非为了求取功名，光宗耀祖，但除了真才实学，时运、机运也十分重要，因为会试、殿试都有固定的时间，错过了得再等一年，有的时运不济，盘缠用罄或疾病缠身，因此怀才不遇抑郁而终者大有人在。但也有不少才学既优又试途顺利者，如“三元及第”，就是从乡试中了“解元”，会试中了“会元”，到了殿试又被钦点“状元”，这可谓福报丰厚了。又如“两榜进士”，就是指会试和殿试皆有参加的进士，能够名列两榜，多凭真才实学，并依正常程序辛苦应考而得，这比恩赏之进士及特许殿试者自然略高一筹了。

　　参加殿试这种“高等考试”的士人，在试卷的书写上就必须具备书法基础，因为殿试之后三天，所有试卷先集中于文华殿由殿试读卷大臣阅读，因卷子繁多，读卷大臣不少皆只重书写工整与否为第一印象的取舍，“抑文重字”的结果，使得不少良才成为遗珠。乾隆知道了这个弊病，就在乾隆二十五年特谕规定，殿试试卷除条陈精详、楷法庄雅者列为上选，若有缮写不甚工整，但仍能引经据典、通晓时务者，也为有用之才，应列上选；但若敷衍为文、无才无质，即使书法工整，也不得当选。虽然有乾隆上谕，但试卷字迹潦草，读卷官总会印象不佳，因此“书法”就成了殿试的“评分”标准之一。

　　由于与试者皆知“书法”的重要，也深知“投上所好”是为另一手段，因此有清一代，参与殿试者都会揣摩皇帝对书法风格的喜好而以之为练字的方向，如康熙喜欢董其昌书法，乾隆偏爱赵孟俯书法，于是当朝殿试试卷，就成为“董字”、“赵字”大观。上行下效的结果，人人书法近似，晚明的“个性书风”至清三代即无法接续，与清代考试制度“抑文重字”的刻板要求应有关系。而后来更演变成试卷书写墨汁要黑亮、卷面要光洁、字体要方正，一笔不苟的“馆阁体”。这种“馆阁体”，某种程度是揶揄了这些读书人在书法个性上的邀宠，或许也是一般“翰林书法”总令人有看似千篇一律而无特色之感。

　　(摘自台湾《典藏古美术》2008年12月号 作者：楚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