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激烈的奥运会中，禁药检测已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但是根据专家的意见，目前的禁药检测程序，建基于一些有瑕疵的统计和推论方式之上，需要以更多样本来建立更可靠无误的标准。

　　有几位禁药专家承认，现有检测的灵敏度不足，使许多作弊者得以钻过漏洞。一些运动员则面临制裁。的确，许多世界级的运动员赫然发现自己一生的成就、梦想、诚信及名声通通系于尿液或血役筛检的结果；但是，一位选手被检测出阳性反应，是否就代表其犯了使用禁药的天条？由于我深信禁药实验室的检测操作有一些内在的瑕疵，我的答案很可能是：并非如此。

　　就我看来，严格检视兰迪斯案中的定量证据，可以发现其根本不具意义，无法说明兰迪斯有无违规。它反而显示了在这种案例中，用以定罪的证据及推理过程，并未将问题正确呈现。目前全球禁药检测实验室的这种问题亟需矫正。作弊者得以脱身，未用禁药者却被诬指；最终受害者是体育运动。

　　检控者的谬误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许多案例系采用统计归因的方法，而这也就是许多人所知的“检控者的谬误”。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方法认定一个人有罪，只是基于他们所观察到了，“极难出现在一个清白之人身上”的现象。

　　试设想一项血液检验出现了某嫌疑犯和行凶者完全相符的结果，而这种检验平均每一千个人中，会有一人产生如此吻合的数据。一名思绪简单的检察官可能试图说服法庭陪审团，有罪可能性是999比1；也就是说，该人有罪的机率是0.999。

　　正确判断此或然率的方法源于贝氏定理(Bayes rule)，等于999乘以P除以(1-P)，P是该人有罪的“先验机率”。先验机率可能很难评估，但可能从很小到很大，要看指涉此嫌疑犯的确切证据而定。该检查官说有罪的可能性是999比1，隐含先验机率为0.5%(此时P和1-P相除时抵消)的假设。这么高的P值确有可能，但必须要提出强力左证支持。假设除血液检验外无任何一项证据对嫌疑犯不利，他的涉嫌只因为他来自案发城市。如果此城市的人口是一百万，则P值为百万分之一，则该疑犯确实有罪的可能性是“一千零一比一的否定”，也就是有罪机率小于千分之一。

　　这个检控者的谬误也在禁药案中出现。在禁药案中，可能性取决于“阳性反应表示受测者使用禁药”(检验的“灵敏度”)与“阳性反应表示受测者未用禁药”(也就是一减去检验的“特異度”)的相对可能性。我的看法是，除非对灵敏度与特異度的关键量测数据，有相当准确的估算，否则就不能论断是否使用了禁药。

　　要获得高质量估算的必要研究并不好作。这些研究需要已知的样本，样本中有使用禁药的阳性与阴性反应者，并由不知样本状态的技师，以运动赛事中相同的步骤与条件来实施检测。就我看来，这些研究尚未适切完成，判断阳性反应的标准依然无从验证。

　　(摘编自台湾《知识通讯评论》月刊第七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