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9日电 美国《侨报》8日刊文说，从表面上来看，巴以冲突是一场不同文明的冲突。但实质上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生死存亡的竞争。

　　文章摘录如下：

　　塞缪尔•亨廷顿终于与世长辞了。正是在他辞世的时刻，巴以冲突又再度发生，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进行着狂轰滥炸，其惨烈和不人道的程度有目共睹。这不仅使笔者联想到了亨廷顿和他的“文明的冲突”论来。

　　自从亨氏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以来，“文明的冲突”就一直成为专家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议题。亨氏断言，在冷战结束以后，文化将会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因素而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各大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冲突的主要形式。反对者认为，他是在鼓吹倡导“文明的冲突”，而赞成者则认为“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是他对客观存在的一种预见。

　　正是受了“文明的冲突”的影响，2000年意大利学者宣扬“新帝国”论。依据这些“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因此，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根本的依据。

　　笔者认为，不管亨氏是否在预测抑或鼓吹“文明的冲突”，关键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巴以冲突、科索沃战争、波斯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等，是否为“文明冲突”的结果？

　　巴以冲突的根源起于犹太复国主义，和一战期间英国获得了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以及国际联盟强行将巴勒斯坦的领土划分给犹太人，作为犹太人建国的根本。二战后犹太人以恐怖主义的手段(可见恐怖主义实际是犹太人首创)，迫使英国退出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于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建国的第二日，阿拉伯联盟即向以色列宣战。自此以后，共计发生了5次中东战争，巴以冲突一直延续至今，阿拉伯国家累战累败。

　　从表面上来看，巴以冲突是一场不同文明的冲突。但实质上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生死存亡的竞争。以色列人鸠占鹊巢占领了巴勒斯坦人的领土，造成了大批的巴勒斯坦难民。正是由于在巴以冲突中美国一直坚定地支持首创恐怖主义的以色列犹太人的立场，引起了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切齿痛恨，才造成了“9•11事件”。

　　巴以冲突里看不出一点儿的“文化因素”，把“9•11事件”说成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完全是牵强附会。美国在全球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政策，才是“9•11事件”的主要根源。美国在阿拉伯世界虽然非常孤立，但也有例外，这就是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虽然隶属于不同的文明圈，但却是盟友关系。这又作何解释？由此可见，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利害或生死存亡的冲突，并非以文明的异同来分野划线。从古到今，同属一个文明圈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厮杀，绝不少于不同文明圈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厮杀。

　　科索沃本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内的自治省，但自铁托逝世后，以独立为目标的科索沃民族主义运动逐步兴起，并得到阿尔巴尼亚的支持。科索沃危机的发展使得力图控制巴尔干局势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不安，它们不能容忍东南欧地区最后一个被西方体系视为异己的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存在。因此，从1998年底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介入科索沃危机，北约与南联盟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终至发生了科索沃战争。

　　至于阿富汗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则是“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通过阿富汗战争实现了首次进驻中亚，增加了对南亚局势的影响力。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以伊位克隐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扩张的又一重要步骤。

　　发动这场战争关系到美国的当前和长远利益，更关系到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通过战争，不仅可以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维护美国利益的战略走廊，还可以通过控制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实现对俄、欧、中、印等大国的战略牵制作用。由此可见，科索沃战争、阿富汗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都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

　　为了进一步看清楚“文明冲突”的实质，还应该看看亨廷顿的得意门生、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富朗西斯的观点：西方式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他制度形式终将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之上。

　　师徒俩配合得是多么的天衣无缝。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是文明冲突的开始。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因此他预测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会结合在一起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亨廷顿的眼中西方代表“民主”，而非西方代表“非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