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7日电 香港《亚洲周刊》刊出文章说，电影《叶问》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掀起功夫潮。沉潜多年后，如今终于重现一度湮没的武林，中国大陆武术开始复苏。

　　文章摘录如下：

　　电影《叶问》在二零零八年底上映后，票房节节上升，在中国大陆票房超过一亿人民币(约一千四百七十万美元)，在香港则超过二千五百万港元(约三百二十一万美元)。一股曾经沉寂的功夫热潮，逐浪而来，从北京、广州、佛山到香港，学习咏春拳的、追寻李小龙恩师叶问事迹的人络绎不绝。咏春中的小念头、黐手、六点半棍法等招式套路，不少人也朗朗上口；香港剧团“工力二人”更计划近月将《叶问传——问手》搬上大舞台；电影《叶问》最近更获得香港金像奖十二项提名……。

　　二十一世纪初，为什么一出中国功夫片能产生如此诱惑？这一波叶问现象背后，是一个被遗忘的中国功夫年代，而这风云岁月，才是今天功夫热重现的主因，因为它跟中国抗战、内战、以及香港殖民统治等时代变幻息息相关。

　　“咏春，叶问！”当功夫演员甄子丹在电影《叶问》中向南来下战书的金山找摆出咏春拳架式的那一刻，似乎已经预言，一股咏春热即将掀起，而在这“叶问现象”背后，隐藏着一度湮没的武林，以及当中被遗忘的武馆文化及师徒文化的传统将会重现。

　　今天的香港，武馆文化在年轻人注入新血后，默默复苏，而在大陆，武馆文化在多场政治运动后一度成为绝响，如今也崭露曙光。北京咏春师傅王德生计划开设连锁武馆，他说：“我不希望以后都是外国人在教中国人中国功夫！”然而，即使中国传统的武馆文化有重现迹象，但师徒文化却在强势的消费文化之下，不管是香港或是大陆，这些武馆里的师徒关系已经淡薄，大不如前了。

　　《叶问》最后一幕，一九四九年，咏春宗师叶问携妻子张永成、长子叶准逃亡到港，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今年八十多岁的叶准师傅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从二战结束到国共再爆内战期间，叶问曾经在国民政府下的警政部门工作，到国民党军队溃败、江山易帜后，只身前往香港。叶准五十年代初才首次到港，母亲则于几年内病逝佛山。叶问流亡香港初期，贫困交迫，寄住庙宇，但很快便设馆收徒，开启咏春发展的新一页。

　　那段时间，武林其它门派传人也纷纷移居香港，蔡李佛第五传人梁辉在佛山被日军占领后迁港、白鹤派名师陆智夫三十年代末开始定居香港、洪拳林世荣早在清末已到港避难……不同门派的一代宗师在中国大陆战火摧折的年代，纷纷南迁，在香港设馆授徒，开枝散叶，香港意外地成为保存并发扬中国各路功夫及传统文化的城市。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贯穿中国传统社会，也体现于武林师徒文化中。洪拳第九代、目前在九龙大角嘴授徒的赵华回首过去的师徒关系：“以前，拜师的时候跪地叩首、上香、为师傅倒茶、给红包这些习俗是必要的，那时候徒弟都会认定面前的那人是其终身的师傅。”新徒入门时，师傅会跟新徒儿训话，讲解何谓武德，要求徒弟友爱同门，也要对师门有所承担。那时候徒儿会经常参与武馆的事务，尤其是“入室弟子”。

　　赵华说，师傅会选一些比较信赖的、能担大任的徒弟作“入室弟子”，他们会得到师傅在功夫上及其它传统知识上(如跌打、医术)多一些的指导，但也需对师门有更大的承担与付出，除了指导师弟练功，还须代师傅出诊，协助打理武馆事务的同时，更要照顾师傅起居饮食，为他按摩、打扫等。那时候的师徒关系就像一个大家庭，日间一起练功，夜里就一起“吃夜粥”，赵华笑言：“连结识到女朋友也会回去跟师傅说。”师徒关系难以分割，一旦拜师，想要脱离门下或是转投其它派别也须得到师傅准许，否则便会遭到其它武林人士所不耻，骂他欺师灭祖。

　　除了咏春、蔡李佛、洪拳等门派之外，二战之后活跃于香港武林的其它南派，还包括洪佛、白眉、谭家三展、周家拳、意拳道、柔功门、朱家和周家螳螂等等，北派的，就有太极、七星螳螂、大圣劈挂、北少林迷踪等等……一个在神州大地失落了的武林，在香港这小岛重现了。

　　不过，香港国术武术总会首席顾问韦基舜回忆那段历史时，仍慨叹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这些流落在香港的各门各派，依然受到殖民政府政策的限制，不能光明正大存在。他说：“当时，港英政府害怕各门派纠集成一般难以控制的力量，不仅禁止他们光明正大的开馆授徒，也不准他们公开切磋武功。这是为什么五十年代初有名的吴公仪、陈克夫比武，要在澳门举行的原因。”

　　“讲手王”黄淳梁拳震武林

　　在种种限制下，当时习武人只能“秘密讲手”。曾习蔡李佛和太极的耆宿聂智飞于一九七四年出版的《香港中国国术总会》期刊中阐述，“讲手”，即“技巧”，与打斗意义不同，“讲手如弈棋类似，唯弈棋可以筹顿举子，而讲手功夫则不能，所谓以快打慢……”。而“秘密讲手”，与私下切磋武功之意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