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4日电 2月初，香港大学在全校开了一门叫做“香港学”的通识课。香港《凤凰周刊》刊文说，当中国大陆内地仍有学者把中国问题作为学问研究时，香港却开始提供自己的“实验报告”。同为华人社群，香港的“学”理应对中国的“问题”提供珍贵的参考价值。

　　文章摘录如下：

　　2月初，香港大学在全校开了一门叫做“香港学”(Hongkongology)的通识课。通识的意思，就是大学里普及性的基础知识。这门课的主讲人，也是香港学的创始人洪清田。香港人曾以“狮子山精神”度过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如今，这门深入、有沉淀的课程，进入香港最高学府，显然也希望给毕业难就业的香港学子一份激励，一种文化自信。

　　到香港以后，我越来越体会到，一个社会整体的福祉在根本上，取决于公权力的管治能力、服务精神，以及社会具体的自治能力。说起管治，容易想到的是集权、专断、捂盖子、黑箱操作，其实这只是管治的一种——人治，成本非常之高，权力和责任不对等，最终导致民心不服，到最后，哪怕是好政策都无法好好执行。现代国家不断试错的结果是，法治与自治才是长治久安、成本最小的管治良策。

　　作为华人社会的一部分，香港社会并没有法治与自治的基础，也是从西方文明移植过来的。起初，香港华人百姓完全不知道在法庭上说假话是作伪证，是严重犯罪，而且传统的道德社会更把打官司看成一件不体面的事。但若是没有确信可靠的证据，以及对司法的尊重和信赖，司法审判就根本无法运作。怎么办？若因为是好东西，就不管操作层面强力去推，不仅会造成其他的严重问题，也易掉进人治的窠臼。

　　英国人怎么做呢？一方面，他们保留文武庙这样的华人协商、裁判的传统准司法场所；另一方面，他们去研究香港华人的生活习俗，看看他们到底怕什么。结果发现，老百姓最敬畏的，不是《圣经》也不是刑罚，而是自家的老祖宗。于是，他们就把原来手按《圣经》起誓不作伪证的程序，改成对着祖宗牌位盟誓，及烧黄纸、杀鸡头等土方法，逐步建立起法庭的权威、法制的威信。英国人政治传统中的管治艺术，其实是一种英式的实用主义：默认既成事实，密切注视事态发展，随时做出调整。

　　香港学创始人洪清田对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这种特殊管治方法也深有感触。20世纪70年代初他上大学，参加“保钓运动”和战后新生代觉醒社会运动(包括中文合法化和反贪污运动)，思想左倾。有一次，他被一位香港洋警察找去谈话，对方问他：“你们这班香港大学生，我们培养的精英，你是否真的觉得这个社会没有一些转变？那一定有一些事你知道而我不知道，你说来听听？”这种一起管治、共同效忠的态度让他深受感动，令他一生难忘。

　　洪清田把香港的种种独特之处，包括英国人留下的管治艺术，作为一门研究的学问。六堂课的内容包括：香港生活方式及身份认同；香港管治及行政制度及结构运作；香港工商企业(华资及英资)的经济结构、盛衰与承传；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交战中的经历；公民社会及文化发展，环保和文化创意产业，等等。

　　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如今是一国两制的地方，香港聚居了南来北往的移民，特定的时间、空间养成了香港特有的气质。它有中西混杂(有人戏称为“不中不英”)的多元文化和价值，有岭南商贸社会安居乐业的生活习俗，有尊重契约的商业环境，有自由表达的空间，有重视专业的理性精神，也有抵制亚洲社会人情“潜规则”、反腐败独树一帜的廉政公署。而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看香港的老照片，老街区鱼龙混杂，狭小拥挤，但生机勃发，管理有序。当年康梁、孙中山访港时，都曾感慨香港街市管理水平之高，给予他们改革启发和革命动力。如今，走在上环的街市，你更多感受到的是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赞誉的好城市：小街区，高密度，功能混合，新旧建筑物并存，街头热闹，沉闷地带减少，街区间建小公园。当年的港督麦里浩于1975年拨划的4.1万公顷(占全港土地四成)法定不准开发的公地，已开发成23个郊野公园及湿地公园，让市民能享受绿意葱葱、休闲宜人的自然之美。这些细密长远的规划与建设，使得居住面积少得可怜、工作超级忙碌的港人，仍能在心理学家的“居住密度与社会病态”研究个案中，保持正常水平。

　　香港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华人社会，香港就是法治和自由的实验室。其实，为人忽视、经济力以外蓬勃而稳固的社会力，恰是香港最为独特的部分。近年来，陈冠中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介绍香港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给大陆；大陆学者强世功专门赴港，研究香港的政制发展之谜，在《读书》杂志连载“香江边上的思考”；龙应台写下她的香港笔记，赞誉它的sophisticated(高度发展)。

　　批评容易，建设难，当中国大陆仍有学者把中国问题作为学问研究时，香港却开始提供自己的“实验报告”。同为华人社群，香港的“学”理应对中国的“问题”提供珍贵的参考价值。(柴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