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生就有死，有生有死才是完整的人生。然而，由于汉语博大精深，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人生命体征消失、生命终结后的“死”的表述，则因死者地位和身份的不同而不同。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皇帝的死称作“崩”。“崩”字形容高山坍塌，气势不可比拟。依照封建社会的尊卑思想，自然就把“崩”字用在了皇帝身上。而王公贵族的死，则称作“薨”。“薨”这个字有雷鸣的意思，跟山坍塌相比要差一点，但声势也很大。王公贵族们较天子差一级，所以用“薨”这个字。其它当朝大臣的死称作卒，再下一级官吏的死称作不禄。

    这些都是对于地位和身份较高的人死的别样的说法，平民百姓是绝对不能用的。对于平民百姓之死，一般称作亡、归、绝、去世、大去、弃世、归天、归阴、百年、寿终、谢世、入黄泉、寿终正寝等，我国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现代，“死”的别样说法更多，书面上除有些地方还沿用不少古人的称谓外，又与时俱进，创造了许多新的表述词语。如安息、长眠、逝世、长逝、离世、亡故、永别等。口头则一般婉称老了、没了、过世等，在特定环境中，也可说去了、走了等。

    对年龄不同，死因不同的死者，说法也不一样。如年幼而亡称夭折，成年人因病而死通常称作病故，一般老年人之死称为四游、登仙或作古，亲朋好友之死称为永别，夫妻间的死称为分手。老年人若在家安然而死称寿终正寝，受尊敬的人死称与世长辞、心脏停止了跳动、停止了呼吸等等。元帅、大将或文坛巨匠之死称为陨落，僧侣的死称为圆寂，佛之死称为涅盘。死于各种意外事故则称遇难，罹难。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死”有时还有许多具有特殊意义的说法。古往今来，一切仁人志士、爱国忠臣、民族英雄，他们面对手持屠刀或持枪的敌人，宁死不屈，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赴汤蹈火，其死堪称英烈。人们往往用殒(殉)国、殉难、殉节、殉命、殉身、捐躯、献身等来赞誉和褒奖他们，以表示心中对他们的爱慕与尊敬。对于那些奸臣、恶人、盗贼、绑匪、骗子之流的死，人们往往很轻蔑地称其为毙命、毙了、绝了、灰灭等。更大众化的鄙称还有一些，譬如一命呜呼、呜呼哀哉、小命玩完、蹬腿了、断气了、完蛋了、上西天了、见阎王了、下地狱了等。

　　政敌之死，一般都很轻松地称“某某某死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生命终结之后，都是被称作逝世的。但他们在世时，各自对自己“死”的表述则有同有异。毛泽东早在上世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次会见外宾时说道：“我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一九七五年九月，刚做完手术不久的周恩来，自知病入膏肓，生命对于自己已来日无多，于是在一次会见外宾时他平静地说：“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都把自己的“死”比喻为“去见马克思”，于是，中共干部队伍中职务较高的一些人也都习惯地把自己最后的归宿喻为“去见马克思”。然而，邓小平却不这样表述，他把“死”说得很直白。一九八九年九月的一天，将要退休的邓小平郑重而又深情地说：“我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简短的两句交代自己后事的话，既表达了他一贯的俭朴作风，又表现了邓小平一向洒脱的性格。

　　综上所述，我国人民关于“死”的各种别样的说法，包涵着丰富的人文知识和感情色彩。若能恰当使用，不仅可以使语言增色，而且对死者的评价及对其家属的态度都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刘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