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22日电 香港《紫荆》杂志4月号刊文说，金融危机不仅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也使国际安全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其战略意义丝毫不亚于“9.11”。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安全理念在逐步发生变化，地区安全形势以及全球和地区安全机制也都面临深刻调整，要走出危机引发战争的历史怪圈。

　　文章摘录如下：

　　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不仅会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也使国际安全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其战略意义丝毫不亚于“9.11”。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安全理念在逐步发生变化，地区安全形势以及全球和地区安全机制也都面临深刻调整。

　　全球安全威胁重新排序

　　金融危机的蔓延改变了各国的安全威胁来源，使国际安全威胁面临重新排序。

　　首先，传统安全威胁相对淡化。金融危机使各国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等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提高。美国情报机构的安全威胁报告还首次把气候变化、经济、食品和能源供应等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纳入评估范围。

　　其次，非传统安全威胁日渐多元化。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恐怖主义迅速扩展到气候、粮食、能源以及经济、金融等领域。金融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空前上升。美欧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维护本国金融安全。

　　第三，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主题。金融危机爆发后尤其是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安全威胁的定位发生变化。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明确把发展、安全和防务作为新时期美国的三大外交支柱，而且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安全放在突出位置。不仅美国，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逐渐意识到发展安全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机肆虐下，没有什么比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确保就业和维护国内政局稳定更重要了。

　　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和界定往往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安全体系的走向。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如果经济安全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主题，将有利于构建全新的国际安全体系。

　　新国家安全观正在形成

　　由于安全威胁的重新排序和演变，导致各国安全观开始发生三个重大变化。

　　首先，安全模式从对抗遏制转向互信协作。非传统安全因素跨越国界，对其控制也超出了单一国家的能力范围，成为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国际社会只有加强互信与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这就迫使各国尤其是大国间越来越从对抗、遏制、均衡的传统思维转向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基础上开展对话与合作，合作协调越来越成为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方式。

　　其次，安全理念从关注自身安全到依赖共同安全。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避风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各国共识。各国只有同舟共济、加强合作才能共渡难关。各国在关注自身安全同时必须关注全球共同安全，兼顾别国安全利益。共同安全观成为各国调整和构筑稳定可信的安全关系与国际安全格局的主流。

　　第三，安全对象从单纯的主权国家扩大到各种非政府主体。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日益成为全球主要安全威胁，各国面对的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极端组织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各国进行的是一场“非对称战争”。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是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在缺乏有效监管下投机失利所致，国际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也与国际投机资金密不可分，这些大型跨国集团恐怕是将来各国经济安全必须顾及的。

　　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国家不能或不愿涉足的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缓解、调解、仲裁国家间纠纷与冲突、增进和平提供了重要渠道与手段。因此，各国不仅注重倚重各种非政府组织，同时也注意加强应对非政府机构可能给各国安全带来的重大挑战。

　　全球安全机制面临变革

　　全球性安全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核扩散、核裁军以及安理会改革，金融危机使三大全球安全机制变革的动力大大增加。美俄作为最主要当事方都深受危机冲击，对外战略表现出收缩性，都希望休兵言和，淡化在传统安全上的对抗；另一方面，多极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包括德国、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在内的各国相对实力上升，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安全机制变革的重要力量。

　　奥巴马政府已经明确把基辛格等人提出的“无核世界理论”作为施政的政策要点加以推行，向俄罗斯提出要削减80%的核武器，在全球反导系统部署、北约东扩、全球反恐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谨慎，甚至在朝鲜、伊朗、伊拉克和巴以等传统地区热点问题上都表现出要积极对话的趋势，这些都将可能带来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带来地区安全形势的缓和，有利于构建合作协调的全球安全体系。而俄罗斯也做出积极响应，提出要与美欧共同构建欧洲新安全体系，要与美国共同建立全球反导系统。

　　上世纪90年代美苏缓和以及欧洲、中国等多极力量的崛起，推动了全球防扩散条约的签署和核裁军进程。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美俄力量相对下降，国际安全机制会迎来新的重大变革。

　　地区安全体系将会重塑

　　一是欧洲新安全体系的重新塑造。俄与欧美之间一直缺乏互信，尤其是去年南奥塞梯事件后，俄与美欧关系一度降到冰点。但金融危机无疑提供了重塑欧洲安全体系的契机。拜登发出积极信号，而俄罗斯也并不想与西方完全闹僵。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去年底就提出有关重塑欧洲安全格局的建议。北约最近召开的外长会也讨论了欧洲安全新体系问题。美欧俄三方可能以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为契机，缓和彼此关系，推动欧洲新安全体系的建设。

　　二是亚洲安全新体系的建立。金融危机使得中美共同利益增多，有利于推动中美日关系向更加均衡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东盟地区一体化进程不断取得新进展，中日韩三方合作起步，中日韩与东盟的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亚洲安全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虽还面临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但各方对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所表现出的热情，使人看到“冷战”留下的这最后一块坚冰将被融化的希望。

　　三是中东地区安全体系面临重大转变。奥巴马上台后明显改变小布什时期的反恐战略，积极谋求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把反恐重点东移到中亚、南亚一代，整体运筹巴以、伊拉克和阿富汗三大热点问题，进一步扶持伊斯兰温和派，集中打击激进派。这些可能导致中东地区安全威胁源的转移，地区安全秩序发生大幅度变化。

　　走出危机引发战争的怪圈

　　在人类发展史上，经济与战争一直密不可分。1907年世界经济危机孕育了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当代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带来的战争成本空前加大，提高了人类遏制战争、化解危机的理性与能力。国际社会若能联合起来和平化解这场危机，加强大国间的政治互信，将从根本上走出经济危机与战争行为相伴相生的历史怪圈。

　　但是，一些国家内政由于金融危机而矛盾激化。多数国家民众收入水平下降、失业增多。法国的萨科齐、英国的布朗、日本的麻生等政权都出现了就任以来的最低民意支持率。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与社会危机交织，导致这些国家社会失控、政局动荡，这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滋生提供了土壤。

　　金融危机虽然给变革国际安全体系带来机遇，但传统安全观仍根深蒂固，强权政治始终存在，军事同盟仍在不断加强，以新军事变革为核心的国际军事竞争仍然激烈，国际军备控制形势依然严峻。金融危机带来了国际安全体系深刻调整的重大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何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