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9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9日刊出淡江大学学者陈建甫的文章说，当大陆透过制度化手段，增强机关公务员的基层实践经验，为农村和基层有计划地招募、培育地方年轻村官时，台湾又做了些什么？八八水灾凸显台湾基层社会资本匮乏与自治能力不足，期待当局也能够透过制度化，增强机关公务员的基层实践经验，为农村和基层有计划地招募、培育更多属于台湾的“新村官”，而非“三门干部”或只会考高考的官员，返乡为民众服务。

　　文章摘编如下：

　　当举世关注新中国六十周年国庆阅兵，讨论中国是否和平崛起之际，大陆媒体以专栏揭露方式，报道在阅兵预备役方队中，几位年轻“村官”的故事，并彰显这几年鼓励高校毕业生投入农村建设的成果。

　　在大陆，“村官”并不是真正的官，通常是指在村民或居民自治组织推选出来的管理者。根据大陆民政部2009年第二季度最新统计显示，大陆有60万个村委会和8.4万个居民自治委员会。绝大多数村委会和居委会主任都没有公务员身份，当他们换届或任期满后，就跟农民或普通老百姓没有差别。

　　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以及彻底解决农村干部人才弱化的问题，在“服务新农村建设规划”里，除了支薪来积极鼓励高校毕业生投入农村工作外，更积极从制度面，来给基层干部一个向上发展的管道、一个安心工作的环境，希望把农村的“根”——地方精英给留下。

　　到农村当村官，对一胎化社会里能进入高校就读的天之骄子而言，似乎是一件“荒唐”的事。但是，在面对如今国际金融危机与就业环境下，有8019名大学生报名竞争苏州市220名村官，场面丝毫不亚于公务员报名。在国际金融风暴下，苏州村党总支书记年薪十五万，其它村官平均工资为八、九万，村会计的年收入也在十万以上，即使被视为艰苦锻炼岗位的村官，苏北地区村官的年薪也还有五、六万元。

　　不像所谓“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再进机关门)，村官除了须具备理论背景与文化素质外，更希望能够培养出台上能演讲，台下能谈心；能出国招商引资，也善走街、串户、排解民怨、争取民心的能力。相较于传统农村的村官体制，这批新村官无疑为大陆农村政治投下一颗震撼弹。

　　从越来越多的省份或地方征选村官、越来越热络的大陆村官论坛，年轻的村官正在以一股热情、理想与具体的行动在改变传统的农村政治。不管是农业技术、公共卫生、肥料、土地、税负等中央政策宣导时，或者只是简单的串门子、排解纠纷、建立与地方的人际关系，这一批新村官正逐渐在由下到上，透过地方选举，缓慢推动中国地方的民主进程。

　　当大陆政府透过制度化手段，增强机关公务员的基层实践经验，为农村和基层有计划地招募、培育地方年轻村官时，台湾又做了些什么？

　　在八八水灾后，看到年轻人的热情与行动力，纷纷投入灾区救援的工作外，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与地方精英，根本没有能力应付突发事件，也无法承担随后的灾后重建任务。灾后重建工作再度凸显地方社会资本匮乏与自治能力的不足。在资源长期被地方派系把持下，在外的年轻精英不愿意回乡，即使回乡服务，也苦无机会出头的恶性循环下，让乡村治理几乎沦为政党政治下的牺牲者。

　　在台湾新“直辖”市成立后，乡镇政府将渐转型为官派“地方”首长政府。地方派系掌握政治资源的力道势必将逐渐降低。笔者热切期待台湾“政府”也能够透过制度化，增强机关公务员的基层实践经验，为农村和基层有计划地招募、培育更多属于台湾的“新村官”，而非“三门干部”或只会考高考的官员，返乡为民众服务。